交通银行筹设于190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恰逢成立三十周年。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交行已经成为实力显著,分支广泛的全国性大银行。抗战爆发前夕交通银行主要有沿海、江南江北、长江沿岸及陇海线三大营业区,金融网布局近似一个“人”字形,紧紧围绕着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伸展。抗战爆发后,交通银行跟随政府西迁,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用力经营,广设行处。目前学术界关于交通银行内迁研究尚少,本文希冀以所掌握的重庆市档案馆交通银行未刊档案、上海市档案馆交通银行未刊档案,以及民国时期报刊等资料,对抗战时期交通银行内迁历程进行探讨,以期对该领域研究有所裨益。抗战爆发后内外形势骤变,交通银行根据时局变化,政府指令,内部需要,内外联动,保存行基。对外服从大局,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对内组织调整,总行改组为总管理处,筹谋根据形势变化做好内迁准备。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按照四联总处的指示,重要人员分驻港、汉,总处先迁汉再迁渝,董事长、总经理常川驻港指挥。总处内迁后,业务重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大后方。交行按照四联总处的指示及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在西南西北增设分支行处,在国民政府西南西北金融网计划中发挥国家银行的骨干作用。战时交行的内迁及发展,是战时国家行局内迁及发展的写照,昭示着国家银行在抗战时期迁徙潮流中何去何从的主流导向。抗战时期交通银行内迁研究,对抗战时期银行业的内迁,尤其是国家银行的内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交通银行内迁及布局是在抗战特殊时期,为保存实力,厚植抗战基础,偏离原来预定发展轨道的重大抉择。战时交行在后方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政府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在自身利益诉求与西南西北金融网计划中寻求平衡,在自身使命与政府金融管制中艰难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