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自1902年创立起就与日本产生了诸多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日处置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舆论热点之一。《大公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对国民政府如何开展对日处置给予了充分关注。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强调指出,战后日本并未真正服输,投降之后的日本仍具备危险因子。在此基础上,《大公报》从世界、中国与日本三方面论述了对日管制的前途,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提出了管制日本的具体方法,并对盟国与国民政府管制日本的行为做出评价。在经济管制中,《大公报》详细论述了战后对日索赔问题,通过引用甲午战后日本由赔偿物资发家的事例强调对日索赔的意义,提出日本赔偿应以中国需要为原则,中国应以赔偿所得发展工业化。《大公报》对战后在华日本人员处置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详细论述了如何检举、审判与惩治日本战犯以及如何遣送与留用日本俘侨,主张在对日本战犯严加界定、对日本俘侨严加防范的基础上,应该尽早尽快地审判与惩办日本战犯、遣返日本俘侨。此后,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以及中国“反美扶日”运动的兴起,《大公报》从中国、日本与美国三方面阐述了美国扶植日本的原因和目的,介绍了诸如拖延对日和会、释放日本战犯、减少日本赔偿等美国扶日的具体表现,论述了美国扶日政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表明了自身对美国扶植日本坚决抵制的态度,指出中国应该通过召开对日和会应对这一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大公报》战后对日认识、对日管制、对日索赔、对日本人员的处置以及美国扶植日本方面的建议与主张,总结概括出《大公报》对日处置的主张既有客观、积极的一面,又有不妥善之处。同时,从《大公报》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指明《大公报》在对日处置问题上是在为民族前途考虑的基础上代表中间势力发声,为我们认识中间势力在对日处置问题上的主张提供一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