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渐入低生育水平目前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将加速我国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家连续调整生育政策而生育率回升仍乏力的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现阶段我国生育率低迷的原因,最值得关注的是同时具有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女性面临的困境和抉择。因此,系统研究女性的福利效应可以全面的了解女性在育儿时所面对的困境,对相关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都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在回顾分析了已有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我国的政策及文化为背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分析模型,并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方面对女性的福利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地,对于客观福利效应,以育儿行为对女性劳动收入影响进行衡量,同时由于女性的福利水平与家庭密切相关,以育儿行为对女性家庭内部的家务分配以及家庭内物质资源分配的影响来衡量育女性家庭内部的客观福利效应;对于主观福利效应,从生命周期视角考察了生育对女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来衡量育儿对女性的主观福利效应。本文从收入、家庭内资源分配以及主观生活满意度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我国女性由于育儿行为而产生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我国女性育儿福利效应的政策建议。此外,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中,数字经济对稳定经济社会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相关研究报告指出,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向数字化过渡。疫情防控需要使得全国人民经历了一次“生产生活习惯的数字化培训”。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已经成为推动个体经济福利变动不平等的重要力量。在证实了育儿行为确实将降低女性的收入水平,对其客观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使用将对这一不利影响起到扩大作用还是缩小作用?本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收入惩罚”的可能影响作为女性育儿行为客观福利效应研究的延伸,以使本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现有理论及文献进行了综述。从福利经济学、人口学视角梳理了家庭决策的相关理论,力求把这些理论内容更有效地应用于后文模型。经验研究方面,研习了女性育儿福利影响的人口学因素、福利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及心理主观感受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综述,指出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导出本文研究切入点。其次,对国家相关政策和典型事实进行了梳理,以求理论模型的建立有的放矢。一是,梳理了对我国儿童照顾安排相关的政策演进,从宏观上把握育儿责任在国家、社会和家庭之间的转变轨迹,以及政策背景。二是,使用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CHNS）、中国家庭追踪调差（CFPS）、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等全国调查数据,对我国儿童照料安排相关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进行系统梳理,指出家庭是育儿安排的主要承担方,家庭中的母亲则育儿安排的主要承担人,家中的老人看护孙辈成为女性育儿的重要补充,托幼服务机构在育儿安排中占比小等特征。最后,在我国的政策背景下,依据我国育儿安排的典型特征,考虑到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及家庭内议价理论,依次建立了老人与夫妻间、夫妻内部以及女性的递进理论模型。基于数理模型推导,定性分析了育后女性福利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下部分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在实证分析部分,依据理论分析指出的可能引起女性育后福利变化的因素,运用CHNS及CFP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从女性的收入、家庭内资源分配以及女性主观生活满意度考察女性由于育儿行为产生的福利效应实证分析,并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惩罚效应产生的可能影响。实证分析具体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①女性育儿行为的收入效应。考察了育儿行为对女性收入的影响以及其持续性,使用Ⅳ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女性育儿时间对收入的负向影响将持续两年,进一步分析发现,育儿时间持续地对女性工资率产生负向影响是生育惩罚效应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且育儿时间对女性收入的持续性影响在城镇女性、30岁以下女性和较高职业技能的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②女性育儿行为的家庭内资源分配效用。利用1991-2015年CHNS微观数据,基于OLS归回,考察了女性育儿行为对两性家务分工以及家庭支出结构的影响。以男性家务承担来衡量家务分工的变化,以女性健康状况以及烟、酒等具有性别特征的消费品支出来衡量家庭支出结构的变化,实证检验了女性育儿负担的增加对家庭内资源分配的影响,从家庭内部考察女性育儿行为的福利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地区和人群中,如城镇、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人群,随着女性育儿时间的增加,男性将增加家务承担,作为家庭营养分配的结果,女性出现超重及肥胖的可能也将显著增加;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地区如农村群体,随着女性育儿负担加重,男性家务时间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而且女性过轻的可能显著增高。③生育对女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女性主观福利的度量。鉴于儿童成长的特点,在儿童早期需要更多的育儿投入,当儿童长大后对照料的需求将降低,女性的育儿行为投入将存在生命周期的特征。为此,本部分不再单单考察育儿行为对女性的主观福利变动影响,而将生育作为生活事件,加入时间因素,从生命周期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多期双重差分法,结果显示,女性在30岁前生育将对生活满意度造成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中老年女性而言,生育对其生活满意度不再具有显著影响。④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收入惩罚”的影响。利用OLS、Ⅳ-Heckit模型以及Probit回归等计量模型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生育状态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以此来评估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女性育儿客观福利效应的可能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可显著提升女性收入,但对于没有育儿行为的未育女性收入的正向影响要大于对已育女性收入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互联网使用将拉大已育、未育女性的收入差距,扩大女性由于育儿行为导致收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未育女性相比,已育女性更倾向使用互联网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非正规就业,以及具有更低的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社交等增加收入的偏好。最后,政策建议部分。针对上述章节政策演变的梳理、历史现状的描述、行为选择模型的构建、实证检验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凝练。之后梳理了其他国家育儿相关社会福利政策的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给出提高女性育儿而产生的福利效应的政策启示。本文可能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三点:第一,理论方面,基于我国国情建立包括老人、女性及其配偶的家庭决策模型,拓展研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缺乏使用育儿时间作为女性育儿行为的衡量,同时缺乏对于女性收入影响的持续性、对家庭内家务承担及物质资源分配等劳动力市场及家庭内部的福利研究。第三,使用工具变量法、Ⅳ-Heckit 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多期双重差分法等计量工具克服女性育儿行为与收入、生活满意度等关注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女性育儿行为产生的福利效应在因果识别方面更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