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斯曼教授是开创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法学术研究的领先学者。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彼得斯曼以“公民驱动”的宪政思维为基础、以人权保护为进路、以国际经济体系的多层司法治理为核心，创立并发展了独树一帜的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为长期以法律实在主义和功利经济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终极理论假设，并将国际经济法的学术探讨从规则层面引入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层面。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已不可避免地需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创新发展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同样以民众权益为出发点并代表着西方思维方式的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和反思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　　西方宪政思想经历了历史上诸多哲学家、思想家的阐述，形成了一个一脉相承但又不断发展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体系。作为西方学者的彼得斯曼不免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其理论中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就是全球化背景下公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协调问题。为全面展现其理论内涵，本篇论文分别从文献沿革、思想来源、关键词解读、同行批判、实践应用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照中国语境对其理论的普适性进行考察。　　第一章为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概述。彼得斯曼的思想体现为一个以个人经济自由为理论预设，并博采自由主义哲学观点，且将国际经济关系置于人权思想之坚实“基座”之上的宏大理论设计。其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法领域的规范性、根本性问题。其价值在于为人们更好地辨明国际经济分工的“游戏规则”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而不是仅仅做法律规则的解释者和适用者。　　第二章结合有关历史背景对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主要关注于国际经济规则的宪法功能问题。第二阶段大体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至二十一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彼得斯曼将其理论前提从经济自由延伸至普遍人权，并主张将人权法并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在第三阶段，也就是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这一阶段，彼得斯曼直接提出了以正义、人权、审议民主、跨国法治、及其他可普遍化共同的宪法原则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国际经济法概念，但是，他同样认为多样化的“宪政多元主义”应该得到尊重。　　第三章关注的是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的思想来源。彼得斯曼用以发展其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跨学科研究方式，表现为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秩序自由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的引用。他的很多理论命题预设都来源于经济学理论。康德和罗尔斯的理论在彼得斯曼的理论框架中更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四章对“人权”、“正义”、和“司法复审”这三个彼得斯曼整个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进行分析。人权为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为导向的国际经济法范式转变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正义作为国内和国际法的核心目标能够引领人们在国际劳动分工正当秩序的多样化理解之间达成“重叠一致”;而法院则被视为国际经济法中的人权和正义的“最具独立性的卫士”。　　第五章探讨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与国际经济法实践的衔接问题。欧洲经济法对于人权保护的司法渐进释明、欧洲司法上的比例平衡原则是彼得斯曼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之实践依据的重要来源。对于贸易法领域的宪政化问题，彼得斯曼早期大多采用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将贸易法和人权法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进行论证;而在其晚近时期的著作中，他基本上放弃了这一于乐观的解读方法，转而专注于“司法治理”相对于政治方式的进步意义。他对于国际法碎片化问题的阐释也是高度抽象化的。　　第六章回顾了彼得斯曼与美国学者阿尔斯通、豪斯的学术论战。彼得斯曼的理论论述在美国学者看来是不注重细节的，甚至是信口雌黄。而彼得斯曼则一直强调要从根本价值的视角并以整体性的眼光和宽泛的解释方法对待国际劳动分工领域的问题。阿尔斯通和豪斯遗漏了对彼得斯曼理论中的“个人主义”这一规范性前提进行分析。　　第七章剖析了彼得斯曼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普适性问题，尤其关注了他的理论中“人权”、“正义”和“司法复审”这三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解。中国的情况与彼得斯曼的理论设计是大相径庭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范式不但在中国是强有力的现实存在，而且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中也显露端倪。彼得斯曼的理论与中国思想的分歧根植于基本价值观的不同，进而也是不能以“多元主义”这种词汇来掩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