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儒是一种特定的现象,杂儒的产生和发展与儒学的起伏、社会的安稳有重要的关系,杂儒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本文研究对象是处于公元前207年到公元前74年,也就是从秦朝灭亡,西汉王朝建立到汉昭帝卒这一时间段内的特定群体。历来少有杂儒的细致研究,廓清上述时间段内杂儒的内涵是首要的任务。杂儒,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驳杂的儒家”,即以儒家学说为根基,萃集其他学说的群体。“杂”在西汉前期历史语境下的情感意义是积极的、丰富的,而不是混乱、繁杂。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把杂儒和纯儒(西汉初期的纯儒主要表现为五经博士)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杂儒的突出特征是思想的开放性，也就是在杂儒的学术体系中,儒学是根本却不是全貌,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共同构成了杂儒的全部内核。同时,西汉前期杂儒出现的目的有两点,其一为解决当下的社会难题,其二为建立儒学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这两点都决定了杂儒的学术包含了强烈的功利性。再者,与纯儒不同的是杂儒更倾向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学术问题的探讨,更倾向于当下弊病的革除而不是学术向下传承,并且,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是实践,实践的发起者是君主,因此杂儒以君主为中心,积极务实,深切经世,表现出来鲜明的实践性。把杂儒和杂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杂儒的儒学根基,杂儒,杂的儒,始终是儒的一部分,只是一种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形态,因此,儒家性也是其显著特征。综合上面的观点,可以看出,儒家性、开放性、功利性、实践性是西汉前期杂儒的基本内涵。陆贾是由秦入楚的学者,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了儒家的要素,也包括其他学说,把陆贾作为西汉前期第一位杂儒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陆贾的身份属性和实践特征,同时也能更好地剖析杂儒的特征。杂儒,简单看来是各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综合,但是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各种要素的结合都是基于共同的目的,可是结合的方式、程度、侧重点等都有差别。为了讨论的方便,在研究陆贾杂儒特征的时候还是把其思想分为儒家思想和其他学派的思想。在《新语》一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陆贾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仁”“义”“礼”等内容。学术思想总为实践服务,陆贾的儒家思想除具备这些思想基本的要义之外还有鲜明的诸家,贯穿在这些其中的就是陆贾功利性、实践性等。陆贾的仁(不知)不是由内心生发出来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要求,而是一种外来的道德要求,陆贾在注重义的同时又注重“利”,陆贾的礼包含了法、度、风俗、乐治等内容。在《新语》中,法家思想、道家思想、阴阳家思想一起构成了陆贾复杂的属性。西汉前期黄老道家思想盛行,社会也需要休养生息,陆贾思想中出现了诸如“无为”等内容。陆贾思想中的阴阳家内容为后来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等做了铺垫,把灾异、鬼神等引入现实政治是陆贾限制君权的一种尝试和突破。反观西汉王朝发展,霸王道杂之是明显特征,陆贾的思想中也包含了很多的法家思想,陆贾认为法不仅包括刑罚,还包括奖赏。陆贾首先“过秦”,警示刘邦慎用暴力,慎用刑罚。陆贾的杂儒属性是基于儒家,面对现实问题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但是放在整个历史的发展序列中加以考察又有历史的共性。以杂儒审视陆贾,可以发现陆贾的独特,以陆贾剖析杂儒,可以发现杂儒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