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没有富农问题,但当“富农”概念由苏联传至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斟酌,遂决定将其与中国实际尤其是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富农认识,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某种程度上指导着中国农村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开展,为中国革命胜利取得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不断成长期,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变化,不断深入与成熟。因此,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将非本土化富农认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过程中,在各个时期所体现的富农认识也不尽相同,同样呈一个不断成熟的趋势,期间难免发生失误,马克思主义关于富农认识中国化难免出现了曲折。中国共产党关于富农认识和政策制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缩影。富农问题的理论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阶级的划分理论。当时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吸收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尤其是农民阶级划分理论后,结合当时俄国农村实际逐步将其俄国化,形成了具俄国特色的农民阶级划分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式的“富农”概念、“富农”问题也随之提出。“富农”一词最早提出者是考茨基,而将其付诸实践的则是列宁。列宁将“富农”概念运用到战时共产主义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各项农村、农民政策当中,以便恢复俄国农村经济。布哈林与斯大林更是对列宁关于富农的认识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伴随着斯大林获得联共(布)党内最高权力,其关于富农的认识也得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确认,并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各成员国,毫无疑问,也为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农村、农民问题倾注精力。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逐步加深以及受共产国际之影响,中国共产党逐步地将农村、农民及土地问题地解决提上革命议程。尤其是大革命期间,工人运动受到挫折并转入低潮,相反农民运动却形势大好,加上农民在北伐战争中的革命表现及其对革命所起的作用进一步迫使中共重新思考农村、农民、土地问题。如何联合农民中的大部分为革命力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领导人思考的主要问题,由此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中国特色的农村阶级划分方式及划分标准。中国共产党就此提出“富农”概念、并试图对其阶级属性进行判定及制定划分标准,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富农认识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1927年-1933年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坚持按照俄国革命模式发动的一系列城市苏维埃革命暴动相继失败,而中国共产党自主领导下的农村苏维埃革命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最终导致共产国际、联共(布)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今后革命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如此一来,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中共领导人的权威却得到了提高。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束缚,走上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实施也由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逐渐试图向独立自主探索过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进入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4年,中央红军迫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开始了长征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一度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暂时独立自主探索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共为适应这种变化,对统一战线政策策略作出调整,同时制定了新的富农政策,以配合统一战线政策策略调整,相继适时提出“取消富农封建式剥削,保护富农资本主义生产”、“减租减息”、“限制富农的封建剥削、奖励富农资本主义生产”等富农政策。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更显务实,更符合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国国情,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富农的认识更为清晰,更富创新性,更为的务实渐进。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使全党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靠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扫除了思想理论上的障碍。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宣布解散,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国内富农问题提供了契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实力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主观意愿倾向于乘势解放全中国,遂决定走独立自主探索务实的富农政策的道路,并根据革命形势发展方向对富农政策做了新的调整,相继提出“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可以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以平均分配”、“暂时不动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等富农政策。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预见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土地改革总路线。正是基于对两条总路线的贯彻落实,富农、富农经济代表着封建剥削阶级以及封建剥削经济必然在消灭之列。新中国成立及后2-3年的经济复苏,为“限制富农到逐渐消灭富农经济”政策的提出奠定了经济条件,而朝鲜战场上的变化,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国内富农政策提供了外部条件。195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便着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富农经济,到1955年合作化高潮到来时,有分别地彻底消灭了富农经济,并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富农认识。虽然在消灭富农的过程中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认识及政策的制定出现了偏差,偏离了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道路,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富农摘帽,使其关于富农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富农认识中国化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富农认识中国化的完成,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又一重大成就,为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路径选择、实践创新等宝贵经验。其间所经历的曲折与失误也为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教训与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