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承老（927-989）是韩国高丽时代人,他自幼聪敏好学,善于做文章。崔承老从政之间,先后侍奉了太祖、惠宗、定宗、光宗、景宗、成宗六位高丽君王。这使他对高丽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当成宗即位后,向群臣求治国安邦之法时,崔承老为求报国安邦,历陈太祖至景宗五朝政化善恶,告诫成宗以史为鉴,取其善者,去其恶者。同时,他又毕其心力拟出《时务二十八条》,希望成宗用其治理国家,永葆国业。总的来说,崔承老的治国安邦之法就是以儒教作为治国之本,抑制佛教的弊端,即崇儒抑佛。崔承老崇尚的儒学是汉唐儒学,他对仁政思想、礼教思想、人伦思想推崇备至。首先,崔承老以儒教的天命观来告诫君王要顺从天命,以德配天。不过,在崔承老强调君权天授的同时,他也强调了君王要行仁德来配从天命。他既为君权找到了合理的根据,又给君权加上了德的限制。其次,崔承老告诫君王要实行儒家的仁政思想,即要求君王勤政,赏罚分明,遵从礼法,交友以道义,贵道德,崇节俭,不要荒淫奢侈。再次,崔承老告诫君王要秉持仁、义、礼、智。高丽惠宗、定宗、光宗、景宗都能在一些方面秉持了仁义礼智。所以,以上圣之德禀受天命的成宗,更应该秉持仁义礼智,并扩而充之。最后,崔承老还强调要别贵贱,定尊卑,恪守儒教的纲理伦常。崔承老以汉唐儒学为基础,向高丽国教——佛教——展开了积极的批判,建议成宗采取抑佛政策。首先,崔承老认为国家的佛事活动过度频繁,浪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其次,崔承老认为君王不应惑于因果报应之说,应禁行法会消罪,布施饭僧。再次,崔承老指出了佛教本身的腐朽堕落。最后,崔承老还指责了写经塑像的浮华之风。总得来看,崔承老主要是从社会危害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的,而并没有否定佛教的教义、教理。也就是说,崔承老对佛教的批判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中有关政治、道德的具体实践层面,而并未深入到哲学层面。实际上,崔承老并不是否定佛教,而只是要抑制佛教的种种弊端,在特定的领域中仍然需要发挥佛教的作用。在崔承老看来,儒佛道三教并不冲突,而是各有分工,互为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