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念孙《读书杂志》开展专题研究,是汉语史研究、古文献校释学、辞书编纂学的重要课题。以往的专题研究成果,特别是2007年的两篇博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刘精盛的《王念孙的训诂理论与实践研究》和南京师范大学程艳梅的《<读书杂志>专题研究》,在总结2007年以前有关《读书杂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阐述王念孙“训诂学”理论及训诂术语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则进一步参考了2007年以来有关《读书杂志》研究成果,特别是参考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对《读书杂志》的历史贡献和现代意义作进一步的阐述;并借鉴西方阐释学理论,着重对传统训诂学、新训诂学进行比较;此外,针对目前开展的“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及《汉语大词典》修订工作的实际需要,本文将王念孙的校勘学放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加以考察,对以往的评议加以检验,提出新的见解。本文的新见主要有以下五点:一,胡适曾经认为乾嘉学派所提倡的“汉学”研究,跟西方的文艺复兴相似;《读书杂志》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正体现了清代学术进步的一面。二,过去有人认为王念孙过于迷信类书,以致《读书杂志》中错误甚多。其实,王念孙在校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时代的局限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读书杂志》指出类书之误内容并不罕见,由此可见,王念孙对类书并不迷信。三、在校勘方法论的研究方面,王念保作为理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读书杂志》所示范的方法论,过去有过片面性的评价;本文着重从特定的时代性及科学发展观两个方面阐述理校派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阐述其现代意义。四,以往研究《读书杂志》的论著,绝大部分都没有注意或者没有充分注意利用出土文献来验证王念孙的校释成果,本文特辟章节加以阐述。五、《读书杂志》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以往的论著已经提及,但并不充分,本文也特辟章节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