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在抗日战争已能看到胜利曙光之时,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一统中国政治抱负的国共两党及两党领袖,均在思考一个问题。既：抗战胜利结束之后的中国命运前途。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是对中国命运的一种追问。所谓“中国之命运”,就是以国家命运的名义,提出的一道政治选择的命题。具体而言,国家的政治取向、前途命运,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主张。以当时国内局势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也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或共产主义统一中国。故,《中国之命运》此一命题的核心,实际上又是提出了一个选择哪个政党来领导中国命运走向的问题。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实际就是国民党对这一问题的公开作答。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国共两党产生两个口号：第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第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纵览《中国之命运》全文,它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罗列、举例、联系、比较与论证,排除异类,最终将中国命运与国民党联系起来。此外,还大张旗鼓地由官方强力推出,把此书规定为全国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目,在全国各地大量印刷,免费发行,组织学习,势必在全国形成一股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的舆论态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联系此前国民党挑起的“反共”高潮与刚发生的“闪击延安计划”事件,毛泽东等人自然而然把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定性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的“反共宣战书”。迅速组织人员对《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批判。在1943年7月21日至10月5日的两个多月及其后延直至1945年七大召开的两年半当中,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全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主,莫斯科的《红星报》和《战争与工人杂志》、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报》等遥相呼应,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运动,迅速演变成国共整个第二次合作时期表现最为强烈、最为集中的思想大论战、理论大交锋。在这场激烈的论战当中。国共双方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围绕《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主要思想及其理论延伸和现实需要,形成《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性质问题,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指导中国命运的主义抉择问题以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等四个交锋面。论战的结果恰如论战的主题“中国之命运”一样,深刻影响着国共两党,乃至“中国之命运”。共产党方面,得此机遇,既揭露了国民党实质,提升形象,又在论战当中成熟了思想,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模式及联合政府的政权模式,赢得民心。反观国民党方面,遭此论战,信奉的三民主义逐渐失去往日的吸引力与号召力,“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更为人所厌烦,最终逐步失去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失去民心。时过六十余年,鉴往知来,对这场论战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汲取成功经验,记取失败教训。最终,探索出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现实启示分别体现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探索两岸关系和党际交往模式等四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建设的重要性；正确处理协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传承性与创新性；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在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方面,要准确明晰党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重视加强党的理论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党的理论宣传阵地建设。在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要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创新内涵、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探索两岸关系和党际交往模式方面,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底线不动摇的基础之上促成海峡两岸命运共同体,坚持“求同存异”目标不抛弃的基础之上构建党际交流合作新模式坚持“扩大交流”方针不改变的基础之上创造两岸纵深交流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振兴中华民族的共同使命之下,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