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中国的外贸、消费、投资均明显下降,GDP增速大为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这就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根本转型,从传统粗放式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环境保护的集约型增长,以克服需求下降与环境破坏的双重挤压。因而,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宏观政策的调控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更离不开经济体系中的微观主体——企业的作用。企业的努力状态决定着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质量。只有各个企业都积极追求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才能最终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而企业的努力状态离不开企业家的作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提供企业家精神的释放空间,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效率提升和动力加强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企业家精神是极为稀缺的社会资源,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才能得到培育和释放。当营商环境处于不良状态时,企业家精神即使已经存在也无用武之地,只是一种潜在资源;当营商环境适宜时,企业家精神可以尽情发挥,变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从这个角度看,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使经济发展顺利进入高质量阶段,就需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创造内涵和引领作用。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研究营商环境如何通过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释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借鉴Hebert and Link（1989）,将企业家精神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并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就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随着制度性交易费用的降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变得顺畅,企业家才能的收益得到提高,企业家精神得到激励。相反,在糟糕的营商环境下,制度性交易费用上升,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受到抑制,企业家作用的发挥受到阻碍。本文进而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基于三部门模型,具体分析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三部门模型分析得出,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法和Probit模型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然后,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了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本文研究发现:（1）改善营商环境显著激励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且不同评价指标均显著支持了这一假设,并且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验证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确实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性交易费用、政府服务质量来促进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和金融发展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产业集聚的加强及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均能强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效应。以上两部分实证分析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理论依据。（2）营商环境改善可以促进企业家创业精神,但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到居民的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本章选用商事制度改革作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激励作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增加,并且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影响程度不同;商事制度改革对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其创业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但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其创业率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减少。此外,商事制度改革对创业门槛、创业类型和创业规模都具有重要影响;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创业门槛,对个体工商户以及小规模企业有较强激励作用。另外,文章还从宏观角度,运用地级市数据,就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果,由此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3）企业家精神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在政府干预越少、基础设施越好、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方,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越好,这一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另外,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在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均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证实了营商环境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在营商环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枢”角色。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与释放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