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物价、产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货币经济理论中最有生命力的问题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其对现实货币政策的重大指导价值,更在于其理论本身中一些关键命题的争论性和不确定性,而后者恰是几个世纪以来货币理论不断发展、繁荣的动力源泉。本文选题的中国超额货币供给问题正是货币、物价、产出关系问题的衍生命题和中国特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超额货币供给问题开始受到政策当局和学术界的关注。近20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研究的文献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但对其成因的解释仍然充满争论,因而也就无法在政策制定上提供令人信服的建议。理论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曾一度使得这一命题的研究归于沉寂。但是,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Easing)使得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下,国内的货币供给面临巨大压力,中国货币供给、物价指数、经济增长等关键指标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超额货币供给问题再次被摆到当局和理论研究者面前,成为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按照货币主义经济理论,超额的货币供给将最终体现为物价的上涨。如果货币发行远超过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毫无疑问将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国内的研究者将超额供给的货币视为“笼中虎”,以比喻其潜在的危害性。但是,从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大多数年份的通胀水平都控制在较为温和的水平上,物价指数高于两位数运行的年份并不多见,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的部分年份甚至一度出现了通货紧缩。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要深刻的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真的存在超额货币供给?第二,如果存在,其规模究竟有多大?第三,如何解释其成因?第四,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建议?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四个问题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本文总体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本部分首先从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中国货币之谜”分析入手,提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并界定超额货币的概念和内涵；其次,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回顾和梳理,重点总结和归纳当前国内外对超额货币供给问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对其成因的不同解释,为第二部分研究度量框架的梳理提供前提和铺垫。第一章作为本文的导论,目的在于提出问题研究的意义、背景、主要内容、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回顾和梳理国内外关于“超额货币”问题研究文献,阐述国内外文献中超额货币概念、内涵、研究方法等异同,并总结国内对超额货币成因解释的八种假说。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主要目的在于构建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系统地梳理基于货币供求均衡和基于费雪交易方程式的两种超额货币度量框架,归纳了其理论渊源、发展和演进历程,比较和总结了两种不同度量框架的优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本文所采纳的度量框架。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这一章重点在于对交易方程度量框架进行改进和修正,并重新度量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状况。本章首先放宽传统的交易方程中,对货币流通速度恒定不变的假定,并以此对超额货币度量公式进行修正和改进；其次,尝试建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联系的模型,运用年度数据,实际测算综合的货币流通速度,并将其与传统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方法计算结果相比较：最后,将综合货币流通速度还原到修正的度量框架中,重新测度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状况。第四部分包括第五、六章,本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中国经济内在转型和外在开放的双重时代背景,选择包括经济货币化进程、高储蓄率、财政收支变动、资本市场发展、外汇储备激增和人民币境外流通这六个方面的典型经济事实,通过经验统计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的成因。第五章重点在于分析中国经济内在转型视角下超额货币供给的成因。本章首先通过对广义货币(M2)的超额供给状况进行邹至庄断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发现年度数据在1994年出现结构性突变,并以1994年为界将样本划分为(1979-1993)和(1994—2009)两个部分；其次,选择中国经济内在转型过程中的四个典型经济事实：经济货币化进程、高储蓄率、财政收支变动和资本市场发展,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分别检验两个阶段中超额货币供给成因的影响因素。第六章重点在于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超额货币供给成因。本章延续上一章的分析思路,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选择外汇占款激增和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不断扩大的事实为分析线索,通过建立包括超额货币供给、未被冲销的外汇占款、净国内信贷和汇率变动的四变量的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技术实证检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汇占款、汇率变动等因素对超额货币形成的影响；其次,通过对大量人民币境外流通文献的归纳和总结,运用货币供给乘数模型,经验估计了人民币境外流通存量规模对超额货币供给形成的影响。第五部分包括第七章,这一部分对全文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归纳本文的研究主要结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在于：第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在大多数年份中的确存在着超额货币供给,但是其实际超额状况,要显著地低于传统文献研究结论,这可以用两组数据来反映：(1)M0、M1、M2三个层次上平均超额供给程度为2.9%、3.9%和5.5%,显著地低于按照传统交易方程框架8.7%、9.5%、12.6%的计算结果；(2)31个样本区间内,M0、M1、M2三个层次上出现超额货币供给的年数依次为21、23和23,显著地少于传统交易方程框架下26、28和28。这一计算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程度被高估了。第二,中国广义货币(M2)的超额货币供给程度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并以1994年为界限,分为1979-1993和1994-2009两个时期,整个区间具有前高后低特征。在第一段时期内,超额货币供给变化趋势相对平稳(σ=9.7),但是均值较大(7.1%)；第二段时期内,超额货币供给变化波动性较大(σ=11.7),但是均值较小(4%),这与文章所分析的金融创新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分流和吸收作用,使得超额货币供给程度降低结论相一致。第三,中国经济内在转型视角下的超额货币供给成因的实证研究表明：(1)经济货币化进程(M2/GDP)对于第一阶段的超额货币成因具有良好的解释功能,但是对于1994年以后的超额货币成因缺乏显著的统计意义。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进程在1994年前后出现了拐点,货币主要职能开始由交易媒介向贮藏职能转化,这与9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相吻合。(2)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均是超额货币供给形成的Granger原因,但是在两个阶段当中,二者对超额货币供给影响的方向并不相同：第一阶段中,居民储蓄率与超额货币形成之间呈同向变动,而政府储蓄率与超额货币呈负向变动,这与这一阶段当中居民储蓄增率的不断增长,同时政府储蓄率不断降低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第二阶段中,政府储蓄在总储蓄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一时期政府储蓄率与超额货币供给之间开始呈同向变动,而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关系开始由正转为负。(3)财政赤字是超额货币形成的重要原因,说明赤字发行仍是当前我国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之一。(4)1994年以来资本市场规模扩大和资产价格攀升,对超额货币供给具有分流和吸收作用,这对于解释1994年以来,平均超额货币程度较前一阶段显著降低具有重要价值。第四,开放经济条件下,未被冲销的外汇占款对超额货币形成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而汇率波动和净国内信贷的影响则不显著,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这说明当前我国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的激增,对国内货币供给形成了巨大压力,并已经取代货币的信贷投放渠道成为基础货币供给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五,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逐步推进和实施过程中,境外人民币需求和流通的规模不断扩大,滞存于境外的人民币存量规模通过货币乘数放大效应,其货币创造效应对超额货币供给的贡献度大约为0.26个百分点,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和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的扩大,构成了中国超额货币供给成因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本文尝试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速度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中,并运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测算了综合的货币流通速度,运算的结果表明M0、M1、M2三个层次上的综合货币流通速度均具有U型变化趋势,这与西方有关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研究的经典文献(Bordo&Jonung,1987)中的结论相一致,而与基于传统的货币流通速度计算方法(V=PY/M)所计算的结果货币流通速度呈单调递减的结论,具有显著差异。2.本文放宽了基于交易方程式的超额货币度量框架下,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为—恒常变量的假定,将考虑虚拟经济发展的综合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特征还原到交易方程式中,重新度量了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状况,运算的结果表明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程度显著地低于大多数的文献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超额货币供给被过高估计了,这对于解释“中国货币之谜”具有重要意义。3.本文紧扣中国经济内在转型和外在开放的双重视角,首次将人民币境外流通存量和流量的因素纳入到超额货币成因的解释框架中,并初步估计了其对超额货币供给形成的贡献度(0.26%),与现有文献的种种成因假说均有所不同,为解释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不足之处在于：1.在实证研究中,采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长度较短(只有31个)可能会影响综合货币流通速度计算的准确度,进而可能弱化计量检验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2.对本文所构建的综合货币流通速度的计量模型,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修正、检验、再修正。对货币流通速度的重新计量(区别于简单计算方法)是本文展开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研究简单继承了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的假定,对货币流通速度计量的模型和方法都比较少见,本文也仅仅作一些尝试性探讨,结论的稳定性仍需要检验和修正。3.本文致力于研究中国超额货币存在性和成因问题,而没有安排专门章节探讨货币理论中的货币内生性抑或外生性、中性或非中性等基本命题,实际上货币理论问题长青的魅力在于其基本命题的争论性和非统一性,对基本命题的研究和判断可能比判断“货币供给是否超额”本身更重要。本文进一步研究方向在于：1.需要进一步研究超额货币供给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的机制和作用的渠道,适度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同样适度超额货币供给可能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潜在威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是否具有适度边界?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2.在研究资本市场发展及资产价格变动对超额货币供给的分流机制时,需要将房地产发展对货币需求,房地产价格增长对超额货币供给的溢出纳入考察视野。近2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历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的历程,房地产的属性发生了由消费品向投资品的转向,房地产价格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考察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对超额货币供给影响时,忽略房地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供给分流作用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结论判断。3.在货币供给和产出关系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对比研究中美两国当前状况：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根据2011年1月23日美联储公布的数据,其存量规模折合约58万亿元人民币,创造的美国GDP折合约962271亿元人民币,而人民币作为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非国际货币,其同期的存量规模约72万亿元人民币,创造的国内GDP约为397983亿元人民币,应该如何为上述数据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4.政府行为对一国货币发行具有重要影响,尤其自次贷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实行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和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支撑了中国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如何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政府行为对超额货币供给形成的影响,是本文下一步需要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