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南渡以后,东南地区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南宋初年,为抵御金军、防范盗贼,弓手、土军以及乡兵团体等地方武力大力发展起来。但到中后期,弓手、土军的治安管理功能逐渐弱化,大规模的乡兵团体或解散或整改。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东南诸路的保伍组织走向乡兵化,保伍的捕盗功能得到强化。与之相应,南宋政府的弭盗方略从招安转向赏功,在赏功的激励下,隅官等乡村土豪团结保伍、抵御盗贼成为常态。南宋中后期,乡村地区广泛划分四隅、设立隅官。隅官多为地方豪强,由各地的巡检、县尉负责选任工作。在内地,隅官组织的层级结构为都保体系与乡里体系的叠加,而在沿边地区,隅官组织则采用正规军的编制。隅官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设置、废罢与再兴的过程。绍兴末年,宋金战争爆发,内地诸州县治安管理力量不足,南宋政府令豪强担任隅官、统领保伍,以护卫乡土。为防隅官势力坐大,宋金局势稳定以后,宋廷即废罢隅官组织。孝宗年间,隅官的职责转向灾荒赈济。开禧北伐期间,宋廷再度下令各地挑选隅官,团结保伍。与此同时,隅官设置的地域也逐渐扩展至南宋十二路。乡村隅官组织成为南宋中后期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武力。在“峒寇”、“盐寇”、“海寇”问题严重的地区,北宋以来建立的防御体系日渐失效,地方政府借助土豪势力弹压盗贼,建立起隅保或者隅团防御体系。逐捕盗贼之外,隅官还深度参与官方主导的灾荒赈济活动,监督保正等乡役,并执行具体的抄札和赈粜工作。此外,隅官还担任攒造户籍、传递公文、解送罪犯、消防管理、督修公用设施、参与乡村司法词讼等职责,为乡村社会的运转提供了诸多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