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个人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追求实际上是通过形态各异的“社会组织”来予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治自由、二是全面自由;前者通过政治国家这种社会组织的“特殊形态”来予以实现,后者则通过新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完整形态”来予以实现。国家将个人从政治上的“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①,此时,个人仅仅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而生活中的自由却还远未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新的社会组织是个人实现全面自由的关键性中介。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自由的两极”,即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共产主义的自由,是通过政治国家及新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中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自由的两极”进行了重点阐释,却对“自由的中间环节”阐述不足。然而,历史的运动却又恰巧地把我们引入了具有“自由的中间环节”,即社会主义的自由,存在的时空。为此,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自由”及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社会组织,是历史给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真实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出现在众多关键性的历史节点中,谱写了属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极具特色的历史篇章。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社会组织是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有生力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改变殖民命运、摆脱封建压迫”的人生理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组织是捍卫人民民主政权的中坚力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和平生活、改变民族形象”的人生理想;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组织是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力量,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物质生活、树立民族自信”的人生理想。新时期的社会组织势必要承载更重的历史责任,寄托更大的民族复兴的理想。社会组织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也是中国现实的重要参与者,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回答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是实践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命题。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为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接近与实现两大研究目标:一是推动社会组织问题研究的视野转向,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空间,为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工作尽绵薄之力;二是参与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的实践研究,探索社会组织“特色化”发展的有效方案,为党和国家“四个全面”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履应尽之责。具体而言,论文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理论联系实践”的思路展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组织范畴的经典论述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其观点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有多种路线,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格局相对应。葛兰西、哈贝马斯有关社会组织的理论观点则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借鉴性学说。其观点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不必遵从西方模式,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与政党和群众的事业相关联。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组织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性依据。其观点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应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一致。这部分是本文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来源。随后,论文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以会党和行会为代表的“古典发展时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以人民团体和街居组织为代表的“现代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行业协会和学术团体为代表的“现代恢复时期”以及社会和谐语境中的以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代表的“当代发展时期”。而无论从哪个时期看,中国社会组织均与政治、政党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也注定中国社会组织将沿着有别于西方模式的轨迹运行。至此,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主线和历史主线均指向一个地方,即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在很多时候围绕国家的时代课题展开。因此,政治性成为了中国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在接近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空间内运行的有利证明。再者,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动因、重要机遇及现实困难总是与国家发展的总体形势相关联,很多的与政治性相联系的事件的综合反应造就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组织及其特殊的发展道路。最后,论文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全面进步思想的指导下探讨了中国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更加清晰。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道路前行,依据国家整体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确定适应国家发展布局的目标指向,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不仅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力助手,而且成为社会主义自由的给力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