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启动区”,对于全国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具有前瞻性的意义。此外,青藏高原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维持我国气候系统稳定的“调节器”,青藏高原对于我国气候格局的形成和变化影响巨大。同时青藏高原对保障我国水资源安全具有战略性地位,是我国和亚洲的“江河源”,减少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不利影响对于我国生态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气候变化通过对农业生态系统、家庭生计资产、政府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影响,极大的影响了区域农牧民的生计策略选择。探寻气候变化和农牧民适应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引导农牧民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影响规避其不利影响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探索政策导入对农牧民的引导作用,却忽略微观经济主体的能动反馈。农户是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微观经济主体和决策单元,其不仅是气候变化的最终影响主体,也能够通过生计策略的调整对此做出响应。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特殊,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农牧民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特殊性,但由于缺乏农户层面的实地调研和典型案例研究,难以准确把握农牧民生计发展的需求,影响了国家和政府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西藏“一江两河”地区是指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拉萨河和年楚河的河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南部。该地区不仅是青藏高原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也是典型的河谷型种植业和农牧业交错的地区,农业和工业均较为发达,可供农牧民选择的生计策略类型相对较多。因此,气候变化对该地区农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影响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选择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农牧交错地区作为研究区,探讨气候变化影响下农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首先,基于“一江两河”地区TM影像以及耕地分布数据,选择对于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农牧交错带边缘村庄;其次,通过入户调查和知情人士访谈获得野外调研数据;第三,利用在9个县16个乡镇的18个村获得的188份调查问卷,基于Scoones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出的生计策略分类(农业扩大化、农业集约化、生计多样化),通过统计分析筛选和辨识符合农牧民自适应选择的生计策略类型;最后,利用两步聚类的方法,对调查样本进行分类,区分区域主要生计策略及对应的生计活动特点。本论文所得结论主要为:(1)研究区农牧民对于主要的气象指标能够准确的感知。气候变化影响下,气温升高、降水减少、空气湿度降低,干旱、大风、春秋季霜冻等自然灾害增多,而暴雨、暴雪以及洪涝灾害减少。(2)不同于我国其他农业种植区,“一江两河”地区农业扩大化态势并不明显。约74.46%的农户不会选择扩大经营耕地,指出尽管气候变化有助于种植界限向海拔和纬度更高的地区发展,但水源缺乏、土壤质地差、劳动力机会成本升高严重阻碍了耕地的开垦和转入。(3)农业生产集约化成为气候变化影响下“一江两河”地区选择的生计方式之一。农户层面表现为近10年种植业投入(灌溉、化肥、农药、种子以及省工性农机具等)和畜牧业投入(饲料、疫病防御、圈舍等)的增多,村级层面表现为大型省工性农机具的陆续引入。(4)生计多样化态势明显。有60.11%的农户家庭存在从事非农生计活动的行为。此外,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成为农牧民生计策略调整的主要方向。(5)通过聚类的方式,对调查样本采取的生计策略进行分类,以验证以上统计结果,并且区分目前该地区最为主要的生计类型。通过对聚类结果的分析得出,该地区农牧民主要可以分为传统农业生产型、集约型和多样化三类,分别称之为Ⅰ型农户、Ⅱ型农户,Ⅲ型农户。其中Ⅲ型农户所占比例最大,约56.38%,其主要表现为家庭非农收入和非农劳动力比例高,农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偏低的特点,家庭耕地面积大,耕作方式粗放;Ⅰ型农户所占比例次之,约30.32%,主要表现为非农收入和家庭非农劳动力人数均为0,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以及牲畜数量居中;Ⅱ型农户最少,13.30%,主要表现为家庭牲畜数量多和商品畜牧业收入高,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资料投入多,农业生产集约化的特点;以上三类农户均较少出现土地开垦和流转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