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贸易争端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在两国贸易往来中,一国出于经济、政治目的,通过对其他国家贸易商品设置贸易壁垒来给自己增加贸易谈判的筹码,而这其中,反倾销作为WTO认可的一项非关税壁垒工具,由于其实施便捷性和贸易抑制效果显著性,越来越受到各国政策实施者的青睐。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依靠贸易商品价格低廉、质量过关的比较优势,迅速抢占拉美市场,拉美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长为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全球经济贸易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是由于中国商品的进入,排挤了拉美本地企业的生产商品,因而中国往往受到拉美本地企业的反倾销诉讼。2000-2015年间,拉美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例数超过400多起,通过终裁征税的案件接近200起,拉美对华反倾销已然成为制约双方贸易、实现经济发展共赢的重要制约因素。尽管拉美对华反倾销的形势之严峻,但并没有学者对相关领域进行研究,政策制定者只能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研究经验套用于此,然而由于中拉双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各国国情使然,政策效果不尽人意。基于此背景,我们以拉美对华反倾销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反倾销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行为变化,揭示出拉美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的实质性贸易影响。利用2000-2015年拉美四个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对华反倾销案例信息和中国海关发布的中国企业出口数据,我们以全球通用的2007年版本海关HS编码为标准,筛选出每起反倾销案例背后相匹配的15年中国出口到拉美国家数据。基于此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将反倾销案例终裁时点设为政策冲击时点,来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商品在政策冲击时点相关因变量的前后变化,进而提取出反倾销所带来的实质性纯影响。我们分别从产品—企业的角度考察了因变量的变化,具体指标有中国出口企业出口额、出口数量,中国出口企业数量和平均企业出口商品数量,并后续进行相关的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从产品角度的实证结果发现,拉美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具体表现在相较于控制组,处理组商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在反倾销终裁征税后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在启动调查时点前后不明显,表明这种贸易抑制性是由终裁征税驱动,不存在明显的贸易调查效应。我们还发现这种贸易抑制性是短期的,在4年内较为显著,超过4年这种抑制性可能由于拉美撤销终裁决定而消失,不具有长期性,实证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说明反倾销的贸易抑制效应是确实存在有效的,在短期内抑制了中国涉案商品的出口,起到了保护拉美本土商品的作用。从企业角度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拉美的出口企业数量在终裁前后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出口企业数目一直维持着增长,但是处理组企业平均出口商品数量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这说明贸易的抑制性是由集约边际效应（企业平均出口商品数量）带来的,而不是广约边际（出口企业数量）。最后还发现反倾销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的贸易偏转效应,各大洲涉案商品在反倾销终裁前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面对拉美反倾销,中国出口企业并没有调整贸易战略,而是继续维持对拉美的出口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