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是一个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的地区,抗战八年间只有1938年和1939年的灾害范围比较小,其余几年几乎是年年大范围被灾,带有明显的多种灾害并发和续发的特征,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加之作为大后方,贵州又有大量难民涌入,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承载能力,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期该地区的自然灾害及灾荒救济措施值得重新审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政权本身的局限性,贵州省政府仍然以传统的救灾措施为主。文章以积谷为中心对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的赈灾救济作系统研究,主要是由于这一制度在中国历来都是赈济制度的核心,这时的积谷制度正在从传统向近代化逐渐迈进,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抗战时期很多沦陷区的积谷在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下已经是名存实亡,贵州省的积谷储量在国民政府的统计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除贵州农业水平落后,又频频受灾外,战争时期的特殊状态又使贵州人民承担着极重的田赋和军粮,劳动力减少,这些都影响到了积谷的储量。作为灾后维持灾民生存的重要物资,积谷除散放,平粜和借贷的法定作用之外,在战争时期还承担着接济军食的任务。积谷由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负责管理,同时由地方士绅组成保管委员会协助管理,也未能避免运营过程中的混乱状态和腐败现象的蔓延,积谷的亏空和挪用现象屡见不鲜,使其未能发挥应有的功效。解放后,积谷由人民政府接收,积谷制度被新的粮食储备制度取代。贵州省这一时期的赈灾措施对我国的我国现行粮食储备制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也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