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至今已满12年。“禁止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减少烟草需求的重要内容。间接烟草广告是相对于直接烟草广告的一种较为隐蔽的广告行为,其潜移默化的危害甚至超过直接广告形式。由于间接烟草广告的问题凸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和履约进度要求,我国在2015年广告法中修订了关于烟草广告禁止方面的内容,2016年下半年在《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禁止了互联网烟草的广告。前两部新法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对“间接烟草广告”的法律规制模式。我国间接烟草广告法律规制逐渐成熟,但即使新法出台对间接烟草广告有了更为广泛的限制,监管效果却仍未达到预期理想,烟草广告立法上依旧存在许多隐患。为此,本文通过对间接烟草广告的特征分析,重新审视间接烟草广告的认定范围,并发现当前我国间接烟草广告规制中的局限性,基于当前法律规制的不足,立足国际公约、国内法以及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试图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烟草广告法律规制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