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及随后的政府救助行动,使人们深切意识到了“大而不能倒”原则的弊端,并开始着力构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围栏。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种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并最终演化发展为了如今的“生前遗嘱”（Living Wills）制度。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逐渐对“生前遗嘱”制度的基本架构形成一定的共识,并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的《金融机构高效处置机制的关键要素》原则（Key Attributes for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当中做出了明确,各国监管机构亦在之后持续跟进该制度在本国的落地。如今该制度已经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所接受并就《关键要素》的原则要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前遗嘱”制度体系,在制度架构上存在大同小异的情形。同时在实践中生前遗嘱展现出了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破解透明度确实难题、抑制道德风险与不公平竞争、平衡成本与效率上的独特作用。成为重构政府救助行为合理性,帮助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有力抓手。自2011年以来,我国正是看到了“生前遗嘱”制度的积极作用而着力引进该制度在我国的生根发芽,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渐进演变而来的法文件与制度体系。但或许是由于多年来受历史惯性的影响亦或是我国在金融领域制度上的国情所限,该制度在进入我国后却也出现了一定的功能与价值异化现象,表现出了制度规制范围的泛化、制度价值偏移、操作性缺失的缺憾,并引起学界对该制度是否能在我国发挥其功效的质疑。基于此种情况,本文将从金融机构“生前遗嘱”制度的起源与基本架构角度分析其独特的制度设计,并阐述其价值功效以及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在借鉴吸收域外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立法实际的基础上,本文希冀可以从配套制度的完善、识别体系的建构、机构职能的统筹、启动标准的设置、处置手段与监管体系的建设方面入手对我国“生前遗嘱”制度提供可能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