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是一项重要的事业，不仅对于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政府部门不断加大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偏低，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的高达76.4％(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农民工培训投入主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在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中，通过政府组织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占10.7％，企业组织培训的农民工占30％，自己主动去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占59.3％.因此，深入研究各培训投入主体的培训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工培训投入决策的内在机理。 本研究在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全面梳理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农民工培训机制，全面把握了当前农民工培训投入的总体状况，既而重点探讨了农民工培训投入决策的内在要求，并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角度展开了论述。 基于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本研究认为农民工培训从基本属性看，主要是私人产品，但是与纯粹的私人产品相比，它又具有正的外部性。对于具有较大的正的外部性的农民工培训来说，政府有义务参与提供。政府对农民工培训投入的方式主要是补贴，从对现实中的几种补贴方式来看，政府对农民工发放培训券是当前状况下比较有效的投入方式，而且培训券也已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明确肯定。当然要使培训券能够发挥预期作用，还需要配套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政府对农民工培训投入数量，也就是补贴的幅度。一般来说，政府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民工培训的外部收益，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重新起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在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就业准入的大环境下，在劳动力市场缺乏规范管理和操作的情况下，企业对农民工培训投入是有风险的。面对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对农民工培训存在“逆向选择”的倾向，缺乏培训投入的动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对江苏省248家企业的农民工培训投入状况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赫克曼的两阶段估计方法，结果显示影响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企业特征变量、组织管理水平变量、市场及农民工特质变量等。总体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农民工数量越多、企业所需农民工在市场上越不容易找到、管理制度越规范、管理执行力越强、农民工素质越能容易了解，企业就越倾向于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而且除管理制度变量外，其他变量在培训投入数量模型中也大都影响显著。 对于农民工个人来说，我们构建了一个两阶段的农民工培训投入决策分析框架，对农民工培训决策的预期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通过对江苏省9个地级市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523份有效问卷分析显示，转移前和转移后影响农民工培训决策的因素各有所侧重。总体说来，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民工培训投入的重要因素。由于对培训费用的过高估计和对培训效果的过低评价，直接影响到农民工是否主动接受技能培训以及培训投入的规模。农民工转移前培训投入还受到培训供给状况以及政府补贴的影响；转移后培训投入还受到生活看法、相关群体以及所在行业等方面的影响。此外，农民工自身及家庭的诸多变量同样对培训投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研究还重点就培训状况对进城农民工收入效应进行了剖析。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尤其是近三年是否接受过培训对进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有着显著的影响；转移后接受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几乎是转移前接受培训的两倍。相对于电视或网络(包括录像)的培训方式，常规上课和干中学式学徒对进城农民工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干中学式学徒的培训方式效果最好。相对于一般性培训，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农民工需求视角的培训投入意愿，我们主要考虑在未来的三年内，农民工的培训投入意愿以及对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方式等方面的优先序。农民工培训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培训机构信誉、培训内容、培训费用、时间安排以及培训方式等方面。当然，不管是基于现实调查中的敏感性，还是基于理论上的推演，我们通过t检验和方差分析验证得知，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的培训投入意愿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群体中，如果过去的培训经历令其持肯定态度，则会促进其培训投入意愿；如果过去的培训经历令其持否定态度，则会抑制其培训投入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