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福地之说自出现以来，揽括了中国境内诸多名山大川。它既是道教徒心神所望的人间仙境，又是理想的修仙场所。洞天福地的形成过程与道教自身发展同轨并行，既受到先民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影响，又受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熏陶。这已成为研究工作者的基本共识，却也形成思维惯性，致使某些研究者一谈到洞天福地的思想渊源，生搬硬套一些大而化之的术语：如神山崇拜、生殖崇拜、洞穴崇拜等等，忽视了道教徒在建构洞天福地系统时的理论依据，如葛洪以地仙思想为核心的名山说。葛洪广泛取材道教经书、百家之说及当时流传的神仙故事，撰写《神仙传》，以作《抱朴子内篇》的补充。《神仙传》在文学史和道教史都有一席之地，记载了上古到魏晋时期八十四位仙人的奇闻异事，还包含了大量的道教养生知识。要探讨葛洪对洞天福地系统建构的影响，必须涉及两个概念：地仙和名山。地仙是葛洪在承继《太平经》三士之说基础上提出的。地仙即生活在地上的仙人。葛洪所谓“入名山大川为地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名山为地仙栖居之地；二是名山为地仙修炼之地。地仙思想是洞天福地建构的理论依据，而名山实为洞天福地的雏形。地仙与名山乃内涵实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二者同时推动了后世洞天福地的建构。南朝初年著名道士顾欢在葛洪名山说基础上提出“洞天”概念。南朝中后期的著名道士陶弘景进一步发展了洞天福地说。唐代出现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这一洞天福地系统，有相当一部分洞天福地直接来自《神仙传》中的名山。由此可见葛洪对洞天福地的贡献既有理论上的创造，也有具体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