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美学的发展中，不但有重视理性归纳和逻辑推理的知识论传统，而且也有注重内心体验和主观信念的目的论传统。后一思想传统从柏拉图开始，经过新柏拉图主义对心灵主动性的发现，并融合了早期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到奥古斯丁对理性与信仰进行了融合和改造后，最终以神学的表达方式奠定了欧洲中世纪美学和近代浪漫主义思想的美学基础。　　柏拉图把古典美学的人学基础从自然世界转移到人的精神世界。在希腊理性人论的基础上，他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灵魂，但他不认为理性可以实现与灵魂的对接，人的理性努力和灵魂的真理性存在之间是有距离的。理性能够保证人的行为接受真理指引的正确方向，帮助人过有价值的生活，但理性不是美本身，美的问题是在理念与现实二元分立的哲学立场中得到阐述的。柏拉图所说的理念美，具有超验性质，它不是理性的对象，而是引导理性追求的超越力量。柏拉图在美与人生存的具体关系中提出了美的超验属性，并认为超验的理念之美与理性求美之路之间存在着距离，他不能正确处理人的理性和理念真理之间顺利接洽的问题，这成为希腊化时期怀疑论、相对主义盛行的源头。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方法，继续在人论基础上寻找对美学问题的完美解释。他把柏拉图的灵魂概念范围扩大到了人的理智和肉体，这样，肉体灵魂和人的理性灵魂也同样是人的本质，就不存在远离肉体运动和目的的灵魂。真理只能从人的理智能力和肉体的完美状态中去寻。亚里士多德在对柏拉图人论的改造中，消除了灵魂仅作为精神性对象的神圣性，把美从超验的精神对象转换成人的潜在功能，并在潜能和现实互相依存和转化的哲学认识中，实现了理性与真理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虽然解决了认识和真理顺利对接的问题，但同时也将美的超验性和它对人的提升作用消解了，将美从精神信念变为现实存在的必然;将美的动态存在和主观的、开放的属性，变为静态存在和客观的、普遍必然性。柏拉图开创的从超验之美与人的生存意义的内在联系中，思考美与人的关系的思路就被遮蔽了。但亚里士多德抓住了柏拉图美学中的核心难题，即如何解决美学问题上理性和信念的统一问题，只不过他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尝试，柏拉图的问题仍然得到了思考。　　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很多世纪以后重新回到这个美学难题上。普罗提诺提出了美学中的“光照”概念，使柏拉图哲学中真理与人的理性无法达到统一的问题得到另一种解释。他提出在自省状态中，人依靠理性努力提升了自己的心灵境界，从而获得了发现真理之光的“内视力”，这样，理性努力就不会是柏拉图说的那样永远和真理割裂开来，而是理性在最高状态中造就了人领悟和接受真理“光照”的能力，人最终还是能够依靠理性直接与真理接触，实现美与人的沟通。普罗提诺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从解决柏拉图美学中理性与信念如何统一这个矛盾入手，只不过亚里士多德将“美”的精神概念转换成“潜能”的物理概念，探索了一条外在的、经验的、认识论的求美之路;而普罗提诺则将“美的理念”转换成为“太一”之光，发展了一条内省的、体验的、目的论的求美之路。普罗提诺的“光照”思想显然受到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光”思想的影响。　　《新约》的作者们，在犹太教的神人关系中对美与人的关系做了另一种深入的表述。犹太教传统强调戒律的强制性和人对普遍社会理性的遵守，而以耶稣为代表的早期基督徒，则发现了个体身上信、望、爱这些内在的、主动的精神力量。在神学语境下，早期基督教把人看作是神的作品，人与神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样人的本质就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内在神性，人生追求的目的就不能向外寻求而是要向内发现。福音书的作者们，把耶稣甘愿受难的事件，解释为神在人之中发挥能力的见证，以“道成肉身”描述了人与真理之间亲密无间、互为依存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思想家把真正的美称之为上帝，美与人的生存目的先天具有一致性。追求美，即是追求上帝，上帝不是客观知识，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价值，这样希腊知识论思维中理性与真理如何达到统一的难题，在宗教哲学中就不再是个问题。上帝作为真理，它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是理性不断求证的对象;它不是归纳推理的实证知识，而是需要领悟的一种思辨存在。《新约》中对美的表述，是古典美学思想中重要的一个理论资源，美以上帝的名字出现，它不是借助理智对人的行为发挥强制性作用，而是借助理智启发人们对一种内在的信念不断产生激情。美是上帝的观念，让人认识到另一个看不见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它能够帮助人摆脱客观必然性的限制，使人有能力自主地选择自己认为是好的生活，实现个体真正的自由。　　奥古斯丁是古典美学的终结和中世纪美学的开端。他把希腊美学的客观超验传统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观心灵要素融合起来，在基督教启示真理的概念中，将真理从一种实体性存在转化为一种非实体存在。他发展了《新约》中“道成肉身”的思想，把上帝由一位实体人格神变成柏拉图传统中的精神性终极存在，同时，他借助了普罗提诺关于心灵内视力对神圣真理认识的思想，把宗教中的上帝变成了心灵思辨的对象，这样，宗教的上帝（真理）就成为内在于人的一种精神信念，上帝之城是不可见的对象，它仅是一种能体验到的心灵状态。综合希腊和犹太教的人学传统，奥古斯丁把人的本质描述为对内在精神信念的认识和顺从，人所追求的美，就不是一种客观价值，而成为主观价值。以信仰表达的美，不是对宗教知识体系的掌握，而是一种价值观指导下人应该有的某种实践态度。上帝之美对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一种动态的、非理性的个体信仰成为认识的起点，也是生存实践的终点。美既不是外在的客观形式，也不是主观的道德假设，作为人的终极价值意识，美，只存在人对客观世界不断发展的主观理解之中。　　希腊古典美学中的美，即便是从经验论和知识论角度去寻求，都绝不是停留在客观普遍性之上，而是带有终极关怀的一种人文价值。人不仅是普遍的、社会性性存在，而且也应该是个体的、精神性存在。人不仅和自然万物一样有生老病死，而且还能思考自己的生活怎样过才有意义和价值，自己能为自己确定一种活法。正是逐步认识到人的精神生活这种自觉、自由的性质，古典美学思想才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美，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科学现象，也不是实证的对象和纯粹知识，而是人的自我认识的产物;美，正因为它是一个神圣的“自我”，它才能以某种神圣的意义指引个体超越物质利害关系，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那种超越利害的生存方式，使人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古典美学中超验论思想的发展，逐步揭示了人的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本质，是人的自我认识上的觉醒和进步，也是西方美学思想上一个积极的推进。它的理论资源，在激情信念严重缺失的当代生活中，仍能凸显其人本主义的深度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