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从中韩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从形成原因，主题意识和创作手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找出田汉和金佑镇两位作家作品之间的相同点，并深入分析产生这些相同点的原因，同时还将拓展研究两位作家作品之间的不同点及产生的原因，从而突出两人作品各自的特点。　　 本文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综合运用平行比较、实证分析、文学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表现主义戏剧主要表现的人的主观世界进行分析研究。　　 第一章主要分析两位作家表现主义戏剧风格形成的原因。　　 从社会背景来讲，20世纪初，中韩两国正处以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被西方狂潮启智明目的中韩两国知识分子积极要求冲破封建藩篱、解脱时代重负、寻求新的标准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中韩两国的国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制打开，中国的中心地位被彻底动摇，从而根本上扫荡了千年的自信传统，而韩国更是完全处于被日本蹂躏的状态。“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的失败，使中韩两国处在一个历史与现状，理想与现实断裂时期，迷离而略带悲伤的、又具有鲜明的抗争性质和叛逆精神的表现主义自然迎合了这种胃口。　　 从主观原因来讲，两位作家选择表现主义都离不开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敏感、不知妥协的性格。田汉和金祐镇都对文学有热切的渴望，与长辈对他们期望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最后不妥协的性格使他们都坚持了自己选择的道路，另一方面敏感的性格又使他们对寄予厚望的亲人充满无限的歉意。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们创作的主人公总是面对两难的选择，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另外两位作家的婚恋都对他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敏感、不知妥协的性格使田汉和金祐镇不约而同地选择重主观、重表现的表现主义来表达自己精神上，心灵上的苦闷与幻灭感。表现主义在此时能够同时走进田汉和金祐镇的内心深处也正是适应了这种疲惫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这使得田汉和金祐镇的戏剧作品在反抗的同时不得不染上浓郁的忧郁氛围。　　 第二章主要对两位作家表现主义戏剧的主题意识进行比较。　　 本章将通过比较表现主义戏剧中反映的“生的颤栗”、“灵的呐喊”两大主题，来阐述20世纪20年代中韩两国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挫折与幻灭以及知识分子的那种苦闷、彷徨、挫折、幻灭对于当时动荡社会的意义。在这部分，两位作家相似的经历和表现主义戏剧的特点使他们将笔触首先伸向了要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对束缚人性的传统进行否定和反抗。　　 田汉和金祐镇不约而同地表现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关注是因为两人都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颤栗》中的“子”面对私生子的身份，面对被人嘲笑的、不完全的生命，勇于顽强地抗争，对传统的因果律给予强烈的否定。这可以说是田汉在借助“子”这一人物来表达自己对生命力的理解。而金祐镇对生命力的关注是接受西方哲学思想和自身情感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同时接受尼采的“自由意志”和叔本华的“生命力”思想，并把其看作自己的创作观。正是因为出于对生命力本身的肯定，田汉和金祐镇才能够不约而同地对既成的因果律给予大胆的否定。这是进步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对人本身的关注，体现了两位作家的人文关怀精神。当然两作家由于个人情感体验的不同，在挣脱束缚、克服不完全的生命的方式上有所不同。田汉和金祐镇都对生命本身价值表示认同，并积极克服生命中的不完美。虽然在寻找生命价值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两位作家在反抗传统的时候，都没有把重点放在主人公如何地进行反抗，而是从相反地一面写在传统的压制下，主人公思想、精神上承受的压力以及心理的变化轨迹，体现了表现主义戏剧重视表现主观世界的特征。两位作家戏剧的表现自我，表现主观，表现心灵，也并不局限于纯粹个人心灵的探索，而是通过现实性的题材，促进现实的改革，期盼创造一个有利于张扬自我、主观和心灵的现实。这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人生的积极思索。另一方面，这些主张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反抗封建家长权威。田汉和金祐镇戏剧中表现的对封建家长的反抗首先都通过刻画父子或母子之间的矛盾来体现。由封建家长包办的婚姻制度、家庭束缚给主张精神解放、权利平等、爱情自主的知识青年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田汉和金佑镇反抗的首先是由封建家长包办的婚姻。然而表现主义主要特征是表现人物的情绪和主观世界。所以田汉和金祐镇虽然都设置了父子或母子矛盾，但是作品的中心并没有放在矛盾如何展开，而是重点描写面对沉重的亲情主人公心理和精神上的苦痛。由于金祐镇深受封建传统家庭的束缚，因此在对封建传统的反抗上，比田汉更强烈。对传统的否定和反抗是20世纪20年代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思潮影响的结果，是他们对个人权利的伸张，是田汉和金祐镇对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从侧面揭示了当时处于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中韩两国青年知识分子精神上备受压抑的生存处境。　　 两作家不仅反映了生的颤栗，还进行了灵的呐喊。对灵的呐喊首先表现的便是对理想世界的追求。田汉和金祐镇对灵的叫喊主要出于一种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剧中的人物外部面临着社会改革的重任，但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因此，为了调和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巨大矛盾，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表示出对个人与社会调和的、理想生活的向往。因此田汉和金祐镇剧作主要不是写现实事件，而是主要表现人物的心境、思绪，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美好的精神追求，却在社会现实下遭受着痛苦。两位作家正是通过写人物精神上的苦闷、彷徨的情绪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否定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田汉和金祐镇戏剧同时表现了20年代知识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烦闷和抗争。艺术家们想通过艺术来改良社会，实现个人的抱负，获得自由发展，在乱世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作品中现实生活的黑暗和世俗干扰所带来的苦恼以及伤痛，折射了一代青年的心灵真实。因此，他们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调和选择了指向理想世界。在追求这种外部调和的时候，两位作家都批判了自私自利、物质至上主义的价值观，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两人追求的理想世界是没有私利的、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完全可以调和的理想世界。　　 第三章主要对两作家表现主义戏剧的创作手法进行比较。　　 在创作手法方面，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设置了类型化的人物。　　 首先两作家都通过类型化的人物来表现自己理想的幻灭感，作为一类被主观类型化的人物通常是被符号化和观念化的人物，而作为人物符号化和观念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两作家在戏剧中常把主人公当成自己的化身，将人物变成自己观念的代言人。这使作家能够自如地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并且使冲突内向化，这在表现主义这一戏剧样式中，类型化的人物起到了巨大的功能性作用。田汉和金祐镇都是通过这种人物类型化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自己的理念思悟和心语独诉，通过表现人物内心深处情感与理智的冲撞来反射作家的主观世界。人物的内心挣扎，暗示着作家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感悟，这给剧作增添了高广的情绪空间和深厚的思想质地。　　 不仅如此，两作家还运用诗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田汉和金祐镇在语言上深受日本表现主义戏剧语言的影响，同时他们也从来没有割断过也不可能割断和本国传统的联系。两作家都有极为深厚的诗人气质，并且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占很大的比重，因而，在两人的表现主义戏剧创作实践中，都在有意无意地吸取着诗意的精髓。他们在作品中加入大量的诗句，或者运用反复、简短的语言直接吐露自己主观的情绪和深刻的思辩，显示了作家作为诗人的气质和哲理的思考。可以说，田汉和金祐镇表现主义戏剧这些诗化的语言，不仅极大地开发了剧作固有的塑造人物、抒发情感、表达心声的功能，而且提升了剧作的文学品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诗化语言的运用而割断与世界对话的联系。他们是在诗意的外表下，显示出与西方表现主义戏剧极为相似的理性内核，显示出与世界对话的现代姿态。　　 两位作家的表现主义作品中的创作手法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抽象化时空结构的使用。他们的剧作中都通过不具体的时间地点来模糊时空概念，使人的思绪游离自由，还通过插入梦境来表现主人公思想的跳跃和流动，表现他们来自现实的精神上的压迫感。在情节的设计和结构的安排上，两作家都突破现实生活的逻辑，以联想和想象跨越时空，以情绪和情感激活背景，以“灵魂”的游走或情感的浮动为线索，安排情节，重组结构。为了便于时空的交集和场景的互融，两作家在剧作中都插入了大量的梦境或幻觉。这样情节被突然插入的梦境中发生的偶发性事件割断，造成跳跃、陡转、突进的效果。田汉和金祐镇正是注重在这种“梦境”或“幻觉”状态中，在断断续续的观察中，把握心灵的瞬间，渐次走入心灵深处，超越一切现象知识界，把内心的神秘，直接的单纯化、具体化的表现。剧中主人公偶发的梦境或梦幻又带有必然性的现实心理因素，已不再是传统文学中神鬼托梦、福祸兆梦等具有迷信色彩的荒谬之景，而是主人情绪、愿望、矛盾的真实流露。这些“支离破碎”的梦境，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人类对陌生的、疏离的、混乱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感受，是田汉和金祐镇以心灵的目光审视人物和世界的最清晰真实的面貌。　　 通过以上这些方面，对于田汉和金祐镇的表现主义系列作品的主题意识和创作特点作了一个总体的考察。综合中韩两国对田汉和金祐镇两位剧作家的研究成果，至今把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的论文还没有出现，本文为探索中韩戏剧文学领域有可比性的作家作品做出了最初的尝试，为以后拓展中韩比较文学的领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然而对于两位有可比性的剧作家更加细致地比较研究，比如两位剧作家前期表现主义戏剧对两位作家以后的人生选择有怎样的影响，为什么田汉转向了左翼文学创作，而金祐镇却殉情海滩，这些问题都有待更加细致地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