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它具有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够与时俱进、应物变化。本文详细研究了儒家“仁学”的内涵在先秦、近古(宋明理学)和现代三个时期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越儒家仁学的“创学”思想。先秦时期,孔子创立的“仁学”植根于家庭血缘关系。在孔子的仁学体系中,仁是主体,孝是基础,行仁要从行孝开始。孔子主张对父母的“孝”要以“敬”为核心,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子相隐”,“孝”向外推扩就可以“移孝为忠”、“孝治天下”。曾子不仅重视发展孝道理论,而且躬身孝道实践,是孝道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完美典范。孟子在继承孔子、曾子等人孝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性善论”作为孝道的理论依据。孟子主张事亲以“诚”,让父母快乐的生活。在父子关系上,孟子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从而形成了“天下无不是底父母”的绝对父权观念。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孟子还将“孝”推扩至“仁爱万物”,使儒家的境界论有了新的发展。荀子是战国后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其学以“礼”为宗,“孝”在其思想中从属于“礼”。荀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提出用“礼义”来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孝道应该遵从礼义。在父子关系上,荀子强调从义不从父,在君臣关系上强调“从道不从君”。总的来看,儒家“孝”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成为百姓的日用之学。时至今日,“孝”文化对于维系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仍然有其积极意义。近古时期,以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将《易传》“生生”思想注入儒学之中,系统诠释了“仁即生生”的观点。他们把儒家的“仁”由伦理学范畴提高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宋代理学家首先将“仁”与“生生”联系起来的是周敦颐,他依据《易经》作《太极图说》,反映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宇宙是生命的流行,圣人的“仁”能够贯通宇宙生命,“仁”即“生生”。张载认为“仁者以生知”,他对《易传》“生生”思想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太虚即气”、“一物两体”和“民胞物与”等哲学观念之中。此后,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提出了“仁即生生”的观点,该观点被王艮应用于生活实践之中,指导百姓在实践中悟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面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以复兴儒学为己任,致力于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他们在继承宋明理学“生生”学说的基础上,将“仁”与“创造”联系起来,从而为儒学增添了“创造”的力量。本体是熊十力建构新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熊先生依据《易经》乾坤之义,创立“体用不二”,论证本体是创造之源。他厘清了由“仁——生生——创造”的理论脉络,为中国新哲学注入了刚健的创造精神。此外,他还论证了儒学不但可以与现代科学接轨,而且可以纠正科技的异化发展。方东美认为,《易经》“生生”是“生之又生”或“创造再创造”之义,在方东美看来,人乃得天而生,天通过人来显示其创造性,人必须发挥创造精神才能德配天地。牟宗三认为人的创造性来自乾元,人若能洞彻本心有创造之性,则就可以尽心知性知天。牟宗三还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论试图使儒家的仁学能够开出现代科学。刘述先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诠释把发自于内心的仁,即生命里的创造力发挥出来。杜维明认为,天的创造力是一个生生的过程,即是动态、开放的和永无止境的过程,人需要通过进取、修养或灵修等形式来效仿天的创造力。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提出了儒家的“仁”是造就人的整合过程,并对儒家哲学中“天、圣人、和、正名、乐”等若干概念与创造性联系起来。此外,现代新儒家学者继承了儒学注重社会实践传统,将仁学的创造性与百姓日用结合起来。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倡“乡村教育运动”,通过乡村教育运动来让民众积极参加团体活动,增强民众凝聚力,引导民众走“人生向上”之路。海外新儒家学者成中英提出的“C理论”是将《易经》思想与管理学结合起来,为儒家思想成为管理日用之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代新儒学的构建仍然是以“仁”为根基,它的泛伦理学色彩仍然较为浓厚,无法彻底解决“仁”何以能够开出现代科学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也不能有效回应时代发展对创造理论和实践的呼唤。因此,建设超越仁学的新哲学是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使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张岱年以其宽阔的“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分析哲学)、马(马克思哲学)”有机结合的大视野,提出了“综合创造”的新哲学纲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方克立、刘鄂培等一批“综创”学派的学者继承发展了张岱年新哲学思想,其中刘仲林在张岱年先生“综合创造”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系列被张岱年称为“创学”的专著,并通过创建“中华文化大学”平台,引导学子和大众共同觉悟践行创造人生。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儒学学派内外演进和超越的足迹,反映了在千年“经学”模式影响下,新哲学探索漫长而艰辛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