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是人口变迁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之一，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山东灾荒连年，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最主要的移民迁出地。本研究选取晚清“鲁人入陕”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置山东移民于迁入地——关中这一特定的区域范围。通过田野调查，运用文献考据法、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重点考察山东庄移民经济与关中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山东移民如何和关中土著居民实现融合，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共同推动关中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晚清天灾人祸后，齐鲁两地的人口和耕地占有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成为移民事件的最主要驱动力。鲁人入陕事件是一次自发性、有组织性并存的大规模移民行动，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山东籍政府官员焦云龙的参与，进一步加快了移民的速度和规模。移民入关中后，出于封建农业社会本能逐“地”性的需要，他们沿回乱后形成的人烟稀少的关中东部长带，在三原、高陵、阎良、临潼等区县及渭北的富平、大荔、渭南、蒲城等县，建立起众多的移民村落——山东庄，初步估算而今人口已达30万人以上。农业经济是山东庄移民经济的主体。山东移民积极垦荒，兴修水利，发展井灌，打破了关中地区原有的以粮棉为主的单一生产模式。他们引种美烟，种桑养蚕，扩大植棉，种植油料作物和园艺作物，农业生产呈现多种经营格局。山东移民的到来，为关中地区带来了充足劳动力，也使关中土地更加细碎化，加快了“关中模式”的形成进程；进一步完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系统，重新奠定了关中地区以粮棉大省地位；对战后关中农业的快速恢复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相较于农业经济，山东庄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处于附属地位，是农业经济的有力补充。山东庄手工业经营是建构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块土地经营基础上的“农工经营”模式，经营以家庭作坊为单位，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因市场的狭小、资本和技术的缺乏，家庭手工业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经营门类和经营方式具有狭隘性。山东庄移民的商业经营以销售手工业产品为主，商品的流向和销售渠道对农村集市有很大的依赖性。尽管商业经营规模受到资本、市场和购买力的限制，未能从区域上实现突破，从农村进入城市，但对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商品市场的经济网络的修复起到了很大作用，促生了关中农村商业贸易的再度繁荣。山东庄社会是一个由血缘和地缘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村落治理依靠长老统治和乡规民约约束。山东移民以谦和的退守避让策略化解了土客之争，未和关中土著在土地、水源争夺中产生矛盾冲突，以退为进赢得了关中人的尊敬。山东村落在关中大地依田而居，独立成庄，呈网状分布；村落选址不同于关中村落，主要因“田”（耕地）而居，较少考虑风水因素；村落规模以地缘为核心构建，以血缘为中心扩展，呈“包心菜”式扩大。早期的山东民居带有明显的移民符号，平原地区是山东式草棚，塬区是地坑窑，后来被逐渐同化，民居经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关中民居逐步趋同。早期关中移民姻缘圈仅限于山东庄内部，不与关中人通婚，受制于习俗和经济水平，婚礼和丧葬仪式也较关中人更为节俭。因独立聚居，山东庄受外来文化侵入有限，带有明显移民符号的语言、饮食等习俗得以很好传承。关中地区基督教由山东移民传入，其传播形式异于其他，先有教民，后有传教士和教会，移民入教者甚多。山东移民比关中村民更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早期是私塾教育，科举制废除后，移民子女多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女孩子在教会女校接受教育。教会学校的设立适应了晚清文化变革和关中社会的需要，其完善的学科的设置和新颖的授课方法已经具有现代学科教育的雏形。三原县大李村和徐木村两个村落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村民普遍认为移民经济发展总体优于当地关中村落经济发展水平，在与关中村落的相处中他们表示了极高的满意度，而今在与故土的交流中，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探亲访友，更多是基于业缘的经济交往。山东庄移民作为近代移民史上的成功范例，其移民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方式为当代移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