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西方实践思想即是在从根源性上研究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以诠释学的视角、运用诠释学的方法进行中西方文化道统的研究即是在探寻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各自一以贯之的化成根基以及内在意蕴。这样一种追溯到文化源头上的研究有助于对本邦文化的再认识以及对于外来文化的再澄清,在跨文化研究的相关领域中具有重要价值。为此,在试窥中西实践思想的诠释学流变之后,选取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典型文本《作为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与戴震求实“道”之重要书信文本《与是仲明论学书》作为类比的特定文本基础。伽达默尔批判近代以来变异了的“实践”概念,其哲学诠释学语境下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是意图转变近代以来实践与理论相分离、相对立的状况,导致“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兴盛,这种不断主宰人类精神世界的科技观念,使得能够改造客观世界的人类行为得到了极大地推崇,进而割裂了本身与“实践”概念相统一协调的“理论”概念。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文本《作为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中以文本对话的方式一再强调两概念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意图着复归到古希腊时代“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进路上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问在古希腊哲人看来其实就是探讨“善”的学问,在现今的学问划分来看,“善”的学问指代的实际上就是与科学技术等讲求量化、实用学科并行存在的人文科学。戴震书信文本《与是仲明论学书》可以认为是一篇表明心志的学术宣言,不过这篇学术宣言字里行间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精于求实、严于考证、字句必究、志存闻道的治学风气。书信首句指出了儒家文本诠释的终极目标便是求“道”,此“道”一说特指各领域中的超越性,是一种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形而上旨归,不仅统摄了前代宋明义理之学的近似于西方本体论形式的思辨,而且揭示了长期以来中国式的以经为本的文本诠释进程,戴震在这篇书信中指明了诠释儒经所要达致的最终目的是求“道”,指出若要求得实“道”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证解经工作才可以达成。书信文本虽短,但是书信的意志始终贯穿戴震问学生涯的全过程,在后世看来成为了具备一般诠释学意味的儒学诠释指南。中西文化对于本真性的追求从文化根基的前范式上来论具备一定程度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在于文本求道的现代性转化,中西双方是互为成全的,中国重研究方法的文本求实进路为中西文化的现代性合流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与贯通一致性的流传保证,西方古希腊哲学的本体—实践进路为中西文化的现代性合流提供了可思能被思以及古今共时共在的存在论解读。实践式的诠释学进路在中西寻根溯源的文化类比中可以体现出,中国之“道”论与西哲的本体学说具有多方面的异和同,可以从方法论层面、认识论层面、历史流变层面这三个层观之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