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公司法在第149条引进了公司机会理论。该制度由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发展而来，其规则较为复杂和模糊，因而法典化进程一直缓慢，而大陆法系国家尚无移植该制度的先例和经验，如何在立法上界定该制度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公司机会理论禁止公司的受信人篡夺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在立法上如何界定公司机会便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英美法系关于公司机会的诸多判断标准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国公司立法应转换思路，分别列举公司机会的各种类型。　　公司的受信人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他们在公司中的角色不同，其承担的义务应当有别。受信人禁止利用的机会类型，应当与他们在公司中的角色相称。　　在特定的情形下，公司受信人可以利用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这些情形包括公司欠缺利用机会的能力和公司拒绝利用机会两类。现代公司法要求受信人首先向公司披露公司机会，这一规则应当为我国立法采用。　　我国立法对公司机会理论的移植，应当做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分析理论的精神实质，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三个方面。在选择和界定规则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公司利益与受信人利益、明确性和合理性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