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0年代,旅游供给和消费不断升级,旅游者消费意识不断强化,随着子女们成为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社会人,其所在的家庭结构也由过去的“青年父母-幼年子女”逐步向“中年父母-成年子女”类型转变,已有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结构开始调整,子女也开始成为家庭决策的重要主体。与过去的代际关系不同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方式的不断更新,年轻一代的信息与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更快,并且在获取和提升的过程中更少地依赖于父母,强调“关爱”、“相互支持”的相互性孝道信念更多地影响着子女的孝亲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年轻人急于“脱离”自己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多的成年子女在生活中与父母保持着一定的居住距离,并通过与父母一同出游或是为父母购买旅游产品来尽“孝道”,保持着与父母的生活和情感联系。不过这些活动中,有时存在着父母对子女主导的家庭旅游决策并不完全满意的情况,同时子女也因此产生了不少意见和困惑。除了可见的代际差异,亲子关系和由此带来的沟通问题显然对此有所影响。本研究将实验方法和问卷调查方法结合起来,先后运用到对家庭旅游决策行为的互动过程和结果研究中,通过预实验探索实证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概念变量,发现亲子沟通这一过程的开放性和有效性对家庭旅游决策存在着显著影响,另外,从实验后的满意度访谈中挖掘出幸福感这一重要的体验变量。在此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模型,将双元孝道信念、亲子沟通、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变量引入研究范畴,进行假设和验证,以期打开旅游者家庭决策过程的“黑箱”,探究子代主导的旅游者家庭决策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对实验过程的观察与分析,以及构建的模型与假设检验,考察家庭旅游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变量的变化及差异,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模型检验,结论如下:(1)双元孝道信念对于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相互性孝道信念直接影响着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权威性孝道信念并不直接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只能通过亲子沟通这一中介,对两个因变量产生作用。(2)在决策过程中,亲子沟通的开放性能够显著中介双元孝道信念和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与幸福感,符合“态度-行为意图-行为”这条路径作用,正向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3)亲子沟通的有效性只能部分中介相互性孝道信念和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对权威性孝道信念和两个因变量之间并不能起到中介作用。要提升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只能通过相互性孝道信念的影响来提升沟通中的问题解决效率。(4)家庭旅游决策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差异,满意度均值高于幸福感,同时,满意度与相互性孝道信念的相关性更高,而幸福感与权威性孝道信念的相关性更高。良好的沟通将有效中介双元孝道信念和家庭旅游决策满意度、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因此,亲子之间应当调整沟通策略,互相理解,营造开放的讨论环境。同时,旅游企业需要根据相互性孝道信念的突出作用,创新孝亲游产品,为家庭旅游者提供更加充分的共处时空间规划设计,以便于亲子间的沟通和分享。同时充分展现家庭旅游的产品特点,针对扩大化的旅游产品的细分市场,转变营销推广思路,才能最终提升家庭旅游的满意度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