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运动将“空间分析”的因素运用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开启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间批判”思潮。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批判而言,“空间批判”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冲击,还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动迁。然而,“空间批判”在其理论源点的追溯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错认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不在场”,这种认识论的缺陷限制了它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最终成为它在后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面前缺乏立场坚定性的症结。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构件与时间构件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只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像月掩金星那样遮蔽了空间的色彩。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如果说时间是对抗物化的利器,那么空间就是资本对抗时间的盾牌,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一直以时间的优势来对抗空间,凸显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现代性反抗话语。《资本论》是这一反抗话语的集大成者,它用“规律”(时间)抵抗空间作为自己最为主要的逻辑轴线。马克思的空间批判贯穿这条逻辑轴线,具体表现在《资本论》写作的六册计划中。“六册计划”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中第一篇就考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我们须要看到,马克思考察这些抽象的经济范畴时并没有将空间分析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当马克思说“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的时候,他就将空间批判的逻辑起点定在了这里。马克思不打算谈论商品作为物与空间的自然关系,他从两个方面考察商品的空间性：其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将使用价值看作是空间中抽象的物化关系,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不过是空间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一点常常被它的自然属性所蒙蔽。其二是商品的价值。价值在质上就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因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指涉的是一个同质化的空间范畴。价值在量上被空间所决定,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平均劳动时间。商品交换催生货币,货币首先是空间地理和空间经济的产物,它履行着各种不同的空间职能。货币不仅作为财富形式而存在,还作为空间关系而存在,因此它会对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充斥货币关系的空间是不自由的,自由的空间必须扬弃货币关系。商品与货币的资本化将空间批判推向了高潮。资本既把空间当做积累的手段,又把它当做抵抗时间的盾牌,而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则是资本这种攻守兼备的手段。空间成为资本易以为继重要因素,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空间拜物教的谜就是资本货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六册计划”的第二、三两册分别论述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这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空间批判逻辑依然贯穿其中。如果我们急于看到他的空间批判从抽象阶段到具体阶段的飞跃,那么就得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第四、五、六册上来,因为这里分别论述了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三种具体的空间形式。事实上,城市空间也是《资本论》关注的具体空间形式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它承载着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太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这注定它成为社会运动的策源地。现代国家空间更多地带有一种文化政治学色彩,它体现为充满资本权力、政治秩序和制度认同的空间。国家空间是历史的,它的历史性表现为这种空间遭遇危机之后其文化政治制度的消解。马克思空间批判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市场”批判。世界市场是资本积累的最广阔空间,它容纳了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资本主导的同一的空间秩序。同时,世界市场也是资本空间化的限度,这意味着资本积累进程的终结。资本积累的危机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全面危机,这动摇了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至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然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存在证明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为资本积累在生产空间之外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对利润的垄断,非资本主义环境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价值输送,国际分工造成的利益不均衡分配等方面对现代性资本主义进行了马克思式的空间批判。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强调空间本身的文化政治因素,如“空间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是关乎后现代文化政治学的空间,是描述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是表现微观政治权力的空间,是指向文化政治认同的空间等等。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詹姆逊等人延续了马克思空间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而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问题,但在基本立场的表达上将自己湮没于后现代主义无中心的话语表达之中。结论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有空间分析的维度,也有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其中空间分析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不仅适合马克思的时代,也适合当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