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一种交往行为，往往伴随着种种人际关系，不得不面临对这些关系的规约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与规约人际关系的准则——伦理发生关涉。译什么？怎么译？这些在很多情况下不单是文本选择或是语言操作的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文化全球化这样一个开放与封闭并存、霸权与抵抗互博、全球与本土交汇的时代背景下，翻译处于复杂、集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也面临着突出的伦理问题，需要从翻译伦理研究中获取面向文化全球化的对策。　　就这一问题，停留于“忠实”、“通顺”等传统翻译标准的探讨已不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由于想当然地将事实行为混同于其蕴含的价值，传统的翻译标准往往执着于刻板的行为要求，却难以真正满足翻译的价值诉求。对此，西方元伦理学提供了一条解决的途径。在元伦理学的视阈下，由于事实表征和价值内涵之间的必然联系被切断，翻译的伦理问题被区分到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消除了传统翻译标准的认识误区。此外，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守经达权”则提供了翻译伦理在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上的建构思路:在价值的维度上，“守经”（坚守价值目标）为翻译活动树立起道义的主心骨，使之在战略导向上坚定不移;在事实的纬度上，“达权”（采用随机应变的策略）赋予翻译行为主体一定的自主发挥空间，使之在战术平台上迎刃有余。在这一思路下，现有的翻译伦理理论之中显现出重要的理论资源:贝尔曼和韦努蒂的学说提供了翻译的应守之“经”——对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尊重;皮姆和切斯特曼的学说提供了翻译的当达之“权”——翻译方法的灵活变通。在价值和事实两方面的理论资源支撑下，翻译伦理得到建构，以刚性的道义立场和柔性的行事策略呈现出能屈能伸、刚柔并济的姿态，促使翻译行为主体以务实有效的方法推动民族之间的语言和文化良性互动，从而形成一种面向文化全球化的翻译伦理对策。其启发效应也让中国获得了一条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翻译伦理途径，即在选择性的前提下坚持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同时鼓励根据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而采取变通的翻译策略。由此，翻译伦理致力于帮助中国在文化交流中一方面广纳博采、积聚实力，另一方面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而为中国的文化事业造就一股推动力量。　　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除了引言和结语，主体部分分为五章。　　引言部分介绍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思路与方法、难点、创新点和意义、主要结构。本文依托于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背景，用批判性眼光继承前人的翻译伦理理论，融入一定的西方元伦理学理论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实现翻译伦理的建构，并就此探讨如何增强翻译伦理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一章阐述翻译伦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翻译作为一门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人类交际活动，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等伦理问题。遗憾的是据笔者观察，尽管人们一直在以伦理的眼光看待翻译，翻译伦理却在很长的时间内未能得到专门的研究，而是直到1984年才出现在翻译界的学术视野中。在文艺学、哲学、语言学的影响和启发下，在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切斯特曼等学者的致力推动下，翻译伦理研究从无到有，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阵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今天，它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关于翻译伦理的各种讨论乃也方兴未艾。尽管起步较晚，翻译伦理研究却以丰富的学术潜质不断地吸引着学者为之添砖加瓦，也因此不断产生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成果，不断以积极的姿态深化和拓展着翻译研究。　　第二章较为细致地整理和阐述目前西方译论界的翻译伦理研究概况。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呈现出强烈的上升之势，表现为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知名学者、产生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著述、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制定出一系列核心术语。其中，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切斯特曼等学者以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独到的见解发挥了领军作用;《异的考验》、《翻译之耻》、《回归伦理》、《民族、语言和翻译伦理》等著述的出版使得翻译伦理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翻译伦理”、“差异伦理”、“合作”、“圣哲罗姆誓言”等概念的出现展示出该领域研究的丰硕成果;“纯目标”、“僭越性忠实”、“文化间性”和“价值”等术语的推出突显了该领域的特色术语体系……。这一切标志着翻译伦理研究已经形成一定气候，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第三章对西方现有的翻译伦理理论展开批评。翻译伦理研究目前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同时也需要一种反思性的批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看待翻译伦理的角度和眼光存在着差异，各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只可能在某些方面产生意义，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方面有所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理论都可以说是盲人摸象，都只可能注意问题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因而会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有必要批判性地继承现有的翻译伦理理论，明确其意义和局限，以挖掘该领域的研究潜力，寻找理论增长点。通过对当前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四位学者——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切斯特曼的理论展开批评，我们能够得到各种启示和教训，由此展现出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空间。　　第四章探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伦理的建构。文化全球化带来了各种语言和文化彼此之间的激烈碰撞和强烈影响，也使翻译面临着突出的人际关系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翻译行为有必要被置于一定的伦理规约之下，以促成各民族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健康互动。在融入一定的西方元伦理学思想之后，本文着眼于价值和事实两个层面，遵循“守经达权”的思路，对翻译伦理实施建构。在现有理论资源中，贝尔曼和韦努蒂奠定了尊重差异的刚性价值基础，皮姆和切斯特曼确立了随机应变的弹性策略方针。这一伦理克服了文化精英主义的认识误区，主张对行为主体进行持续引导、适当宽容，以形成一种富于韧性的牵引力量，将行为主体引向既定伦理观念。由此，翻译伦理提供了一种针对文化全球化的应对之策，其核心在于创造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利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关系，使文化全球化成为促进人类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第五章将翻译伦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致力于探索如何实现前者在后者国情下的具体化。无论在何时何地，翻译作为一种交往活动必然关涉到人际关系，也由此必然具备伦理属性。因此，尽管自身概念源于西方，翻译伦理本身却不是西方特有事物。确切说来，翻译伦理对于中国而言并非完全陌生。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译论，还是中国当代的翻译行业规范都存在着一定的伦理关涉，其中某些部分甚至与西方的翻译伦理理论存在着契合点。近年来，随着西方翻译伦理理论的引入，中国译学界也正渐渐兴起一股翻译伦理研究的热潮，产生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对此，我们需要以批评性的眼光予以总结和归纳，并进一步思考如何使翻译伦理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推动力量，其中重点在于探讨如何使翻译伦理适应于当前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伦理研究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使命，也由此在中国当前时代背景下突显出重要的社会意义。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态势、本文建构的翻译伦理相对于传统翻译标准的突破性进展、翻译伦理对中国文化事业的推动、以及出于抛砖引玉目的而列出的本文理论视阈局限。总的说来，翻译伦理研究将翻译规约问题从“忠实”、“通顺”等传统标准升华到伦理层面，在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寻得一条途径的同时，也期待着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