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引入证明标准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并据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真实程度。但在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认识存在争议:一是对“事实清楚”表达的真实观认识不同。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观认识有绝对客观真实主义、相对客观真实主义、法律真实主义、主客观相统一几种真实观;二是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认识不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往往以证明责任为切入点界定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然而此种观点在司法中会遗漏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三是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地位认识不一。自《刑事诉讼法》明确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容后,有学者主张将其视为单独的刑事证明标准,而有学者主张将其作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补充。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认定。如果不能形成统一的认知结论,则必然产生案件事实认定的混乱。司法实践中,由于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取证难等特点,导致毒品犯罪案件事实的认定难度大、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突出。刑事证明标准除用于判断案件事实的真实程度外,还具有解除证明主体证明责任、分配案件错判风险的功能。因此,只有将刑事证明标准与毒品犯罪案件事实的认定相结合,才能妥善解决刑事证明标准在毒品犯罪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本文首先以毒品犯罪案例为切入点,对毒品犯罪案例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焦点中反映出来有关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法律问题予以提炼;其次是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研究理论,着重对案例中的争议焦点以及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根据我国的立法与研究现状,对产生争议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归纳;再次是结合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刑事证明标准的特点,对两大法系毒品犯罪立法与司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我国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适用刑事证明标准的可借鉴经验;最后根据我国的司法现状,结合刑事证明标准适用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及可借鉴经验,有针对性地为保障刑事证明标准在毒品犯罪案件办理中的适用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