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和陇右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双重角色。首先是沟通。沿着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旧大陆的中西部传向东方,把北部和西部的草原文化渐次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华农耕文化的文明由这里输出至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其次是防御。纵横于亚欧草原通道上的游牧民族,常常以掳掠的形式来弥补其内部人力、物力供应之不足。这样的行为就给周边富庶的农业地带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灾难。农耕民族为了避免或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同时,还在中原内地与大漠草原之间,建立了一个防御性地带,即边塞地带。河陇地区在历史上就长期担任这一职责,从历代长城由陇右至河西都有分布就可见一斑。 因此沟通和防御就成了河陇历史文化产生地域差异的驱动力。 本文首先分析了河陇历史防御的层次性,即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揭示了这一结构对河陇社会空间格局的控制作用。事实上,为了达到边塞地带防御的有效性,塞内农耕民族力量与塞外游牧民族力量始终在反复的拉据中寻找双方在势力在空间上的均衡点。长城防线由陇右向河西、河套的推进与退守,正是双方势力对比变化在空间上的反映。这一反复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农牧文化的交流。汉晋学术文化在边塞地带的扩展、壮大与衰落可以看作是农耕文化在边塞地带推进与后退的结果,而河陇历史语言地理也同样受制于这一过程,在三大高原之间因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语言地理区域。传唱于河陇的“花儿”,其流变中的多元融会与分布格局,更是河陇多民族众手培育的文化硕果,是研究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于不同地域交流的“活化石”。作为庶民的程式化生活方式——民俗地理的研究,体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礼仪与时间生活。如果说以上文化地理的研究体现了河陇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的互动与交流,那么佛教地理的研究则更能看出边塞地带文化多元给异域文化在这一地域孵化、壮大与东传所带来的诸多好处。而佛教艺术以及高僧大德也因佛教所受各地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艺术成果与人数不等佛教人士。相对佛教,民间信仰受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就更大,因此河陇民间信仰有着及其浓厚的边塞特征。独具特色的边塞文化,在唐人的边塞诗意象中有着边塞环境寒苦的共同性,也有着不同地域诗词意象的差异性。由此亦可觇见河陇文化外界感觉的形成。 由此可见,河陇文化是由多民族在这里冲突与融合中缔造的边塞文化,但其历史文化的主体是中原农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