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证据法的发展,形形色色号称是“大数据证据”的材料被提交法庭,严重混淆了通过大数据技术直接获取的证明材料与基于大数据技术“加工”而成的大数据证据的的界限,大数据证据应该仅指大数据分析报告。使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的算法分析模型,在处理海量数据,发现数据间内在逻辑,挖掘犯罪信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大数据分析报告是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碰撞、数据对比、机器学习等技术方法获得的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由于我国证据种类的法定性,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种类存在一定争议,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在实务中发挥证明作用,通常被当作鉴定意见或过程性材料使用,未来应该通过修订法律的方式明确其证据种类。虽然大数据证据仅指大数据分析报告本身,但是由于海量的基础数据与分析报告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率先进行基础数据的审查应该成为大数据分析报告审查的前置性程序。相关性作为证据准入的门槛在审查时不宜设置过高的标准,应首先审查数据之间以及数据与待证事实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之上审查大数据分析报告与待证事实的关系,只要相互之间具有指向关系并有可能产生证明效力即可。在真实性审查中由于大数据的原始介质无法提取或不宜提取,首先要突破原有的最佳证据规则,承认数据副本的真实性。其次,对数据的来源、过程及结论进行全流程的审查,确保数据“干净无污染”。由于大数据技术的高度专业性还要通过公开或解释算法,进行“黑箱测试”,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引入专家辅助人协助等方式审查大数据及分析报告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