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经典代表作品。1986年阿特伍德凭借《使女的故事》获得布克文学奖的提名,但是这本让阿特伍德蜚声国际的作品在中国一直是小众的存在。2017年美国Hulu电视台将《使女的故事》搬上银幕,许多剧迷在观影结束后走进书店和图书馆购买或借阅这本书。从籍籍无名到走向主流,《使女的故事》在中国游历近20年。本文将结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分析《使女的故事》在中国的译介及接受情况。2017年,随着同名美剧的热播,《使女的故事》走进国人的视野并在网络上掀起广泛讨论。笔者从读书网站的评价、阅读软件的阅读情况、线上售书平台的销售情况、主流媒体平台相关文章的发布情况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情况出发,分析《使女的故事》在专业以及非专业读者群体中的接受情况。随后笔者探析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以及译者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操纵翻译文本。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规章制度是影响《使女的故事》译文的主要因素。从诗学方面来说,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是驱动或制约《使女的故事》在中国的译介的主要因素。从赞助人方面来说,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出版社的出版策略以及加拿大政府的文化政策是操纵译文的主要因素。此外,译者本人对于语言及文字的感知也会影响译文的呈现形式,笔者将结合译者的翻译理念进行译本对比,探析译者对译文遣词造句的影响。《使女的故事》在中国吸引不少文学研究者的目光,但是鲜少有学者从翻译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笔者的文章可以充实阿特伍德在中国的研究。此外,操纵理论需要丰富的个案研究来检验其合理性,以《使女的故事》为个案研究可以探索译本生成的复杂机制并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