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它发表了许多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发起或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刊物的发展过程中，与现实主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金城重镇。挣脱主流意识形态强加于现实主义的种种清规戒律，努力对现实主义作出新的阐释和发展，大力推举文学新人，敢于发表带有争议性的作品。这种编辑策略，在八十年代前期给予了《十月》无穷的活力，使它迅速占领了文学期刊方阵的领军位置。然而，漠视文学发展出现的新潮流，顽固坚持已经落后的编辑理念，使《十月》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发展开始滞后，优秀作品的生产数量逐年减少，刊物的影响力也随之萎缩。 在1985年之后文学多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更加凸现了《十月》坚持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实际上，它在八十年代前期的编辑方针却是开放的，前卫的，非常注重文学作品的创新，并专门设置了“借鉴与探讨”这个栏目来介绍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对王蒙等人吸纳现代主义表现技巧来丰富现实主义的尝试，给予了大量支持；同时也对张承志、高行健这样在现实主义文学之外独辟蹊径的作家给予极大的宽容。这种开放性的、前卫性的编辑路线，使《十月》在八十年代前期收获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同时也创造了一段极为辉煌的历史。正是由于对这种开放性、前卫性编辑路线的放弃，才导致了八十年代后期《十月》的衰弱。 在整个八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是影响《十月》发展最为强大的外部力量。自发表刘克的小说《飞天》开始，《十月》就不断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当然，这些冲突并不构成有预谋的对抗，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经意间的偶遇。同时，《十月》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向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八十年代后期甚至于主动参与了修复精神偶像的活动。发表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曾经导致八十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艺批判运动；发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既创造了新时期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观，也招致了众口一致的严厉挞伐。这些都表征了文学期刊与政治、商业之间存在的种种隐秘的、复杂的关联。 清理《十月》在整个八十年代的编辑思路，回顾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发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十月》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它见证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代的起浮沉降，也见证了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和思索，还见证了文学与政治、商业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品进行文学史定位，提供一种清晰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