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理论批评家,又是重要文学团体——“新月派”文艺理论的代言人,他坚持古典主义文学立场,反对五四新文学,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主导思潮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人性”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文学批评的核心话语,他在对中外各种人性论的批判或承继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对于老庄强调服从自然法则的人性思想,梁实秋认为以“自然”来取消、淹没具有独立意义的“人”之本性,是对人本身的否定,是最为消极的,作用于文学也是毒害深厚的;对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尤其是阶级性的人性观,梁实秋以“阶级性”不是人的本质属性来加以否定;对于肯定感情欲求、否定既定规范的卢梭“自然人性论”,梁实秋认为其核心是摒弃人性中的理性制裁和约束,倡导回归人的情绪本能,只是泛滥、肤浅的情感和欲望。在批判自然人性论和社会人性观的基础上,梁实秋秉承了新人文主义的善恶二元人性论,认为人性中存在着理与欲、善与恶的对立冲突,他把理性设定为人性的中心,主张以理性来节制情感,然而这种理性不是出于西方认识论,而是源于中国儒家伦理观,强调节制、中庸、纪律,因而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伦理理性人性论,是对儒家传统人格的肯定,对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张扬。 在梁实秋心目中,表现普遍人性的文学是有永久价值、超越时空的古典文学。“古典”对于梁实秋不是一种对确定的文学史现象的认定,而是对某种理想的文学风格和艺术风格的描述。从文学精神上看,梁实秋尊奉文学活动的规范性、和谐性、均衡性等理性圭尺。具体地说,“古典文学”的规则就是梁实秋所设定的“文学的纪律”,表现为古典主义模仿论、“情感涤净”的文学价值观、对文学形式美的呼吁、“少数天才”的创作主体论和价值判断的批评观。 从古典主义文学观出发,梁实秋对时代文学作了反省。他把五四新文学总结为一场“浪漫的混乱”,批评其盲目受外国影响、盲目反传统的倾向,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