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为大清帝国的边陲地区,和大陆稳定千年的农耕社会形态不同。总体而言,台湾社会仍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台湾新近开发,不断有移民迁入,不断有移民通过开垦荒地发家,社会阶层上移,作为独特的“移垦社会”,其社会层级并未板结。虽然台湾与大陆制度上基本相同,但由于清政府领台的时间不长,以及官治机构的迁延性,故与大陆地区不同的是,基层治理上官府更为依仗地方势力,地方势力扮演了比中国内地更为重要的角色。至于地方阶层内部的权力分割,台湾也呈现着与大陆地区截然不同的状态。大量文献史料显示,在清代台湾基层社会治理中,由于科举制度实施较晚,“文教不彰”以及移垦社会的特质,相对而言台湾士绅的社会力量乃较大陆地区为弱。官府更加依仗半官方的乡职、商业化经营性质的垦户、埤长、圳长甚至于地方豪强等社会势力进行地方社会的日常管理,这已成为台湾地区普遍的实践。在建省前夕,台湾大部分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完成了移垦社会—定居社会的转变。台北台中等小部分地区,尤其是新竹地区的隘垦区,仍处于嬗变的进程之中。官府强力推动清赋撤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官府—垦户的二元治理体系被逐渐打破,形成了官府—乡职—垦户—埤长圳长等经营性团体的势力构成,形成新的动态平衡。垦户、地保总理等乡职、埤长、圳长等经营性团体这三大“民间”势力的消长盛衰,深刻地反映着台湾社会的剧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