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体系,事关一个国家的主权安全与政权兴衰,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是当前历史阶段任何社会制度都难以回避和逾越的话题。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诞生带来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转变,网络空间作为一种虚拟与现实交融的全景场域,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最前沿阵地,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拥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而言,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并不是他们能否获得发声权利的问题,而是其发声能不能为他人所信,是否能够对他人思想行为产生特定的预期影响。由此可以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通过话语资源控制与运用来表达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政治立场并获得解释、规范和指导社会生活发展的权力;是一种能够促使人们自觉信服和认同统治阶级所主导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权威;是一种能够科学运用意识形态话语资源以充分发挥其权力效能进而促成话语权威有效实现的能力。与之相对应,分别代表了“应该说什么”“说了有人信”“会不会说”,合为一体即“说话算不算数”。并且,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机理有其内在规定性,表现为自身系统各部分结构性要素彼此之间的有效衔接嵌合,才能保证完整话语传播链条的形成,即“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受众”三大核心要素。作为一种“元理论”支撑,回溯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可提炼出五重逻辑内涵。其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话语作为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不仅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前提,更是理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出发点。其二,意识形态话语权根本立场,是以实现长期保持统治阶级在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为根本目的。其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特征,即通过一系列抽象而普遍性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其四,在批判中“用理论说服人”和武装群众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要手段。其五,精神生产中的“意识形态阶层”,作为推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主体力量,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中间过渡环节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阶段性适应调整和客观性现实需要,仍然需要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文化工作者。当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遭遇网络空间这一时代境遇,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虚拟空间中的延伸。在国际网络场域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先发优势持续推行话语霸权和文化扩张战略,不断冲击我国网络空间主权边界。伴随近年来国内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多样化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以一种崭新的话语范式和批评者的姿态出现,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秩序。对于网络公众而言,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使普通个体发起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可能,传统条件下一些现实中无法妥善解决的矛盾冲突与利益诉求极易在网络空间引发抗争动员行为,侵蚀政府权威和执政公信力。此外,资本与科技的“合谋”在某种意义上越来越成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受资本逻辑影响,网络空间出现了信息传播秩序失范、网络舆论和文化生产被外资渗透、以及网民精神空间被资本侵蚀消弭等不良现状。鉴于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的现实依据,首先,对于话语主体而言,在总体应对思路上,一是要认清互联网是事关长期执政的最大变量,二是要严格落实“两个巩固”根本任务,三是要善于把握活力与有序、建设与斗争、继承与创新、党性与人民性以及“时、度、效”的辩证统一原则。继而,通过不断增强党和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的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重点抓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规导抗争型网络政治动员、规制网络空间资本逻辑等措施来强化党和政府的网络执政能力,并持续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与互联网思维、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专职队伍这支主力军、推动网络空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其次,在话语载体创新方面,一是做好话语体系这一内容载体的创新,不仅要面向“中国问题”设置话语主题、立足“中国实践”丰富话语内涵、讲好“中国故事”凸显话语风格,还要努力促进学术理论话语的通俗化、增强公共政策话语的可读性、加大日常生活话语的嵌入化。二是发展多样化渠道的传播载体形式,搭建融合性和立体式的网络媒介平台体系,搭建海外传播载体平台、完善互联网信息技术载体、发挥好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的传播载体功能。最后,建立受众本位为目标指向的话语传播思维,必须要做好网络用户的受众分析。总体而言,在当前我国网民整体构成中,温和理性的中间阶层的比例呈增加趋势,而且网民的行为特征、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态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变化,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在话语传播和话语效果评估中的有效运用,对于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准靶向传播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