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的两个小节从李锐本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存体验探讨作家本人复杂的心理状态,并以此对李锐小说寓言化写作的缘起进行解析。第二章的两个小节主要分析作家对于历史的独特理解,笔者以为李锐的小说在表述了历史的虚无与无理性的同时,他将自己的理性置之于历史与生活世态中,并且又以“韵味”的暗示、诗的性质以及某种象征来构成其小说故事中的另有寄托。第三章主要分析李锐对于人类生存寓言的新的发现,日常生活所具有的难以撼动的强大惯性以及他对于人类离土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层思索。在最后一章里,笔者主要对李锐小说中关于人类精神救赎方面的深层寓意进行解读,同时对李锐写作的困境与精神突围进行分析。纵观李锐的创作,笔者发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对于自己写作的纯粹和坚定一直未曾改变,无论是《厚土》系列、“银城”系列的理性控制,还是“行走的群山”系列中语言的诗性狂欢,李锐下笔既不以夸张地方色彩、乡土人情、风俗地貌为能事,也不以追求高蹈的形上姿态为目的。以李锐的创作现况来看,他在一种寓言化的书写中提升了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进行人文考量与体察的永恒意义,从而在艺术的坐标上达到一种更高的审美批判高度,也使他的小说写作在当下具有相当开阔的发展空间。在李锐的小说中,无论是人的故事还是人的过程或命运,他最终试图揭示的,还是一种与所有人的内心体验相关的人的生存状态,无论他是以怎样的方式一步步地实现只属于他的独特的人生体验——作为人类存在的本相或具象的还原,李锐所描写的人生经验,也就具有了相应的人类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