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引入服务业对杨小凯—赖斯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建立一个新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推演出3个研究假说,从而对中国城市化滞后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其次,本文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做了2个实证研究:(1)计量分析中国交易效率与中国工业化及服务业化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2)实证检验中国工业化及服务业化与中国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籍以检验本文对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理论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当工业和服务业都可以分工深化时,相对工业的分工深化来说,服务业的分工深化更能促进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2)当交易效率大于一临界值而又小于另一临界值时,一国的工业会出现分工深化,即呈现出工业化,但此时服务业不能分工深化,城市化也无法出现;(3)中国交易效率演进促进了工业化,但没有造成服务业的兴起,然而由于交易效率的低水平演进,其对工业化的贡献度也较小;(4)中国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都不是引起中国城市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