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无疑对中华民族的现代自觉起着十分关键而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抗战时期的回族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确立的背景、过程、机制、内涵及其功能，揭示和呈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缘由。　　文章第一部分简要探讨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日本大举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全民族奋起抗战，国共再度联手，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加强了边疆民族事务管理。共产党也积极调整了民族政策。历史上空前的抗战大迁徙，使得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人口的重心西移，少数民族聚居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作为全国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凸显，各民族的认识和交往也更加深入。各族人民对本民族及大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更加关注，深怀忧患意识，并积极致力于民族复兴。　　文章第二部分接着探讨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社会机制。中华民族观念正是伴随着抗战动员运动、巡回宣传教育、政治人物倡导、边疆民族研究、组团结社等抗战动员的社会机制而日益渗透到各个民族。抗战动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认同不断强化的过程。　　文章第三部分简要分析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不同层面。少数民族对民族一体性的认知和责任认知构成认知层面，其自觉抵制圈外敌人的分化并自觉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构成态度层面，其鲜明的爱憎情仇、民族荣誉感、价值理念和民族复兴追求构成情感层面。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不仅内化为观念、情感形态，还外化为抗日救亡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自觉行动。　　文章第四部分回顾“回教”、“回族”争议的由来，集中展示抗战时期日本、国民党、共产党及回族四方在“回教民族”论上展开的交锋，揭示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宗教认同等多重认同空间的内在张力和复杂性。　　文章第五部分总结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一，出于抗战的紧急国情，全民族的“整体性”或“一体性”方面被极力强调，但是对于如何保持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则相对重视不够。其二，少数民族认同的主体性与国民政府和广大热情的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期望相比，仍显得不够鲜明、突出和充分。其三，抗战并没有给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预留多少“自主性空间”，这种认同既表现出“历史”的无法选择性，又表现出“抗战”现实所特有的某种压迫性、严峻性。　　本文聚焦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专门探讨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及其复杂性和独特性，在研究视野上拓展到社会领域，把符号认同与多个层面的认同结合起来，不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某种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文章从民族整合的角度诠释抗战大迁徙，系统总结了国民政府特别是蒙藏委员会加强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一些政策措施，借用心理学认同概念分析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四个层面:即认知层面、态度层面、情感层面和行为层面，揭示了回族多重认同空间中的内在张力，反思了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某些“现代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学术追求。　　本文在借鉴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制作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爱国文化人简表、甘肃回教教派及其分布简表、蒙藏委员会编译室编译宣传材料一览表、蒙藏委员会出版少数民族调查报告一览表、蒙藏委员会出版卫生防疫宣传材料一览表等，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参考文献涉及诗文集、报刊、民国论著及其他资料集等史料，尽可能借鉴了相关研究论著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