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亚文明中,中华文明居于无可否认的主导地位。而日本由于地缘位置上的边缘性,而显得与中华主导的东亚秩序圈有些不甚合群甚至格格不入。日本也曾在古代主动接触并自觉融入中华文明,也曾作为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的一员出现。然而也是日本自古就具有的独立自主性使其对处于中国的支配下而心有不甘。到了江户时期,日本在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下,国家实力与精神文化都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再加上对中华文明形成巨大冲击的西方之学的传入,日本开始希冀能够摧毁中华文明,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与中华相抗衡的“华夷秩序”。为了脱去自己“夷狄”的身份,日本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来证明自身相对于其他族属的优越性,从国书问题到侵犯朝鲜,日本都在尽全力脱离中华文明的影响。而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明清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则更直接助力了一直在或明或暗地与中国较量的日本产生“小中华”意识。但不可忽视的是日本文明源自中国,与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整个东亚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东亚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以及中华文明的东传是日本前进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前者一旦被破坏,失去先进文化支撑的日本文明也注定不会走得太远。甚至可以极端一点说,对中华文明乃是东亚文明的破坏也是对其自身文明的一种摧毁。第一章(序章)将中外的日本“脱中华”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将本研究的研究意义、要实现的目标、具有的价值、重点及难点、研究的方法手段等问题进行了规划,并且预设出若干小观点,以期使研究的进展更加清晰明瞭。第二章对中国古代儒家华夷思想的观念特点及理论变迁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华夷观念形成已久,起初只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华夏民族与周边四夷,并且对“四夷”也并不怀有特别的鄙视与贬低。但由于集团利益的出发点不同,从而产生了对于周边民族的轻视,这种态度在此后持续了数千年。“华夷之辨”强调的是文化中心论,以优越的华夏文明来同化周边族群、外来文化。第三章对近世之前日本对华夷秩序挑战的种种表现及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受到传统儒家思想辐射的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在较早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华夷观念,但同时对中华文化仍还抱有认同乃至仰慕的情感。总体来说,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是中国“华夷秩序”下不安分的一个成员。在达成自己建立东亚世界体系的愿望之前,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迎合、经济上获利的两面策略。第四章对江户时期儒者的“去中国化”的思想轨迹进行了究明。十七世纪以后,以汉唐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感开始逐步瓦解,近世日本知识阶层所持有的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自我民族意识的彰显之间的矛盾心情开始得到认真对待和解决。到了古学派的山鹿素行更明确提出日本才是“中华”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而此时明朝的覆灭也为日本自居为中华文化衣钵的继承者提供了确实的口实。第五章对国学派在确立日本民族同一性中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论析。国学是与汉学相对抗的学问,它除却了外来思想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将外国特别是中国予以“相对化”和“他者化”,树立了日本的主体性。可以说国学所创造的日本民族文化乃是江户时期日本文化建设的最高水平,只是其本身所不可避免具有的极端主义倾向也对国家性格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第六章论析了西方文明的入侵对华夷思想的影响。日本人的世界观随着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岛种子岛而发生了改变。在外压面前,日本的国家意识不断高涨,并在思想方面选择了一条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完全不同的理路。在新的世界面前,曾经至高无上的中华帝国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华夷秩序”下的“天下”已经丧志了原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将学习的对象从中国转移到了西方。第七章对江户时期日本知识阶层的朝鲜观进行了整理和归纳。近世日本在确立所谓的“日本型华夷秩序”时,首当其冲的对象国就是朝鲜。江户时期日本的朝鲜观也经历了一个从初始尊敬到最终侵略的变化过程。而这种复杂多元的朝鲜观对国家关系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八章从神国思想和水土两个角度来探讨日本树立自我意识的思想依据。江户时期的文人们认为宣扬“神国”优越论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皇统与国体的神性来主张日本的与众不同,并基于此主张日本应为世界的中心。而“水土(风土)”的概念,以及水土丰美所带来的国泰民安也为主张日本的优越性提供了某种依据。第九章对日本学界所认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以及其所具有的“武威性”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这两个观点的成立上还存在可以再探讨的空间,也就是两者都含有“虚幻”和“自我树立”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