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外部环境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潮流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更多地关注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畅通国内市场的高效循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然,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不仅是国际经济循环逐渐弱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国内市场优势发掘的题中之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使得我国经济循环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度,以需求牵动供给,用供给创造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循环”,也就是说,促进国内大循环要加快实现高质量供给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弱化市场交易壁垒、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升级。确保国内大循环的畅通首先要坚持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加快攻克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数字化发展日新月异,与我国产业领域融合不断加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新一回合的科技革命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大数据技术将全面促进我国人民生活的数字化。由于数字经济具有特殊的理论特质,其对畅通双循环具有重要影响。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主要是畅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数字化技术有利于扩展市场边界,经济活动不再受限于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这就给潜在的用户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企业和用户的交易成本递减,交易效率明显提升。因此,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压缩经济循环成本,有效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达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市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共享信息,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提高要素和产品的配置效率。本论文的重点是将数字经济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逻辑梳理及实证分析。通过对数字经济、国内大循环及其发展脉络的梳理和相关文献的讨论,具体地通过研究数字经济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的作用机制进而得出数字经济如何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研究内容如下:一是导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介绍了全文基本内容、结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最后,阐明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二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由于数字经济具有特殊的理论特质,其对畅通内循环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围绕数字经济测度、发展难点、发展重点,以及国内大循环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和发展意义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随后,对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国内大循环的文献进行整理。最后,在总结已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向。在理论分析部分,界定了数字经济与国内大循环的相关概念,总结概述了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大循环的理论基础,为后续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三是数字经济与国内大循环发展的现实逻辑。首先,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程度,按照省级层面的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在各省的发展情况。其次,对我国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行进脉络进行梳理,得出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结论。再次,结合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相关文献,得出我国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以及四个环节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最后,在分析数字经济内在特性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总结我国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出现问题的具体应对方式,阐释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大循环各个环节的作用机理。四是阐释数字经济对高质量供给的影响作用。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不仅是技术创新引领的经济增长,也是模式转变、结构升级引致的经济增长,是一种高质量的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由此,本部分本文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供给的影响作用。具体来讲,本文测度了 2014-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高质量供给水平,运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GMM估计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供给的影响作用,并对其是否具有非线性的特征进行了检验,最后在选取合适工具变量的基础上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五是阐释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在数字经济中,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生产要素的加入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还对旧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条件分配,重构了相关的劳动过程,从而影响到了最终的收入分配环节。基于此,本部分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采用门槛效应的研究方法研究城镇化和农村创业活跃度的门限效应。六是论述数字经济对市场分割的影响作用。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市场分割指数,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选取中介模型研究分析了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随后,为了进一步探讨这种作用机制是否具有非线性的特征,采用了面板门限模型对企业家精神的门限效应进行了检验。最后,主要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指标替换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七是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基础上,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并对数字经济促进消费升级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数字经济对城镇和农村地区消费水平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八是对畅通我国国内大循环的结论与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几个有价值的结论:一是我国数字经济对高质量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供给具有单门限效应。数字经济对高质量供给的地区效应不尽相同。总体上,显著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二是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和农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经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均具有单门限效应;三是数字经济对市场分割有积极的缓解作用。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数字经济对缓解市场分割的影响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四是数字经济对我国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在中部地区对消费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城乡消费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提升幅度要高于城镇地区。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内大循环的重大战略部署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相关的文献资料日益丰富,但是缺乏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系统研究,尤其是从社会再生产视角下分析数字经济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与已有的研究文献相比,本文为了全面系统研究我国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作用,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依次找准我国在内循环各环节出现的问题,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性质疏通内循环的堵点。依据本文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之处:第一,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以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为基础,构建了数字经济赋能我国国内大循环的分析框架;第二,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质量供给指数、泰尔指数、市场分割指数和消费升级指数,扩充了现有的指标体系,细致客观地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国内大循环的影响作用;第三,基于我国现有国情,充分考虑了城镇化进程和城乡矛盾的因素,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