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和国民观念的兴起，女性被赋予了振兴国家的责任，女性身体的改造具有了强国、救国的政治含义。至20世纪三十年代，天津的女子体育运动有了长足发展，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促使天津女子体育发展的因素，既有民间体育社团的持续倡导，也有学校体育课程的普遍设立，其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协进会、南开学校等社团和学校，对当地女子体育的推进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国民政府的体育政策，也对女子体育的发展起了规范和引导作用。与此前相比，三十年代女子体育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危机面前，体育救国仍然是女子体育常见的动员口号，但这一口号的泛滥也受到一些质疑;通过女子体育“塑造健美体格、养成团体、娱乐精神”，则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这些变化虽然还不足以改变社会对女子体育的主流态度，但表明这一时期女子体育观念并不是单一的体育救国所能概括。女子体育观念的多元化，显示出社会对女子体育认识的深化。　　20世纪三十年代女子体育的实际运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西方传入的游泳、溜冰、球类运动及团体舞蹈在各个学校和体育团体的推动下被一部分女性尤以学校为主的女性群体所接受和推崇;另一方面，传统运动因与民族国粹、民族精神的结合也得到了推广。天津因一代大侠霍元甲的关系尤为重视国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国术团体，女性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放风筝、踢毽子、抖空钟也成为历次体育活动的主要项目，这一时期天津女子体育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错、并行发展的趋势。　　媒体对于运动场上女性的关注并不亚于男性，甚至远远高于男性，女运动员和在场女性不论举手投足还是言谈举止都逃不过记者的眼睛，并通过记者的笔跃然于当时的报刊之上。当这种关注从运动场内蔓延到运动场外时，女运动员的个人生活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女运动员在备受关注的情况下往往尤为注意自己的仪表形象，利用报纸的报道大出风头。不过，媒体对运动场上的女性不仅有赞美，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在男女共同运动的三十年代，运动场上的男女社交也进一步展开，媒体对此亦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看似不入流，但实则反映了在三十年代男女社交的一面。媒体的关注既揭示了运动场上女性的丰富色彩，也折射出三十年代的社会性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