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概念以来,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寻求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而在经济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关期,减税降费通过体系化大规模的优惠政策焕发微观主体的创新与活力,为微观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保障性作用。本文首先界定了高质量发展、减税政策、降费政策的相关概念和代理指标;其次,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之后,以2016年全面营改增的推开和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作为政策节点设计断点回归实验,根据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安慰剂法检验实验准自然实验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最后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和规模效应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如何通过中介变量从而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减税政策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值税边际税率的下降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7%;降费政策也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养老金边际应缴额的下降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5%;减税降费政策协同实施亦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为2.6%。第二,减税降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降低融资约束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首先,随着企业的税费负担减轻,企业的预算线从税收转化为研发投入的比率较高,即倾向于将节省下的税费预算投入到研发领域;其次,减税降费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现金流,从而减轻了企业从内部和外部获取融资的压力,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第三,本文检验了相同规模的企业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前后的规模效应,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只有规模变化时,政策实施使企业规模扩大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值更大,这说明减税降费政策使企业获得了较高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