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开创性地建构金融交易的新范式,为新金融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出现提供了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区块链冲击了传统金融行业,其衍化的金融产品如加密货币和ICO甚至对现有支付业、银行业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并重新构想了传统金融系统,而这也印证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颠覆概念。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和强化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科技,区块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自从区块链1.0时代（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启蒙时代）以来,区块链已经经历了2.0时代（以太坊开发应用时代）,目前正朝区块链3.0时代（智能社会）迈进。以密码学技术、共识信任机制和智能合约等构建的区块链系统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与追溯等特点,为创造高效、低成本与低风险以及多元化的区块链金融生态体系奠定了基础,并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和金融重点领域广泛探索应用。金融行业作为高度监管的行业,法律监管理论一直在不断发展前进。回应性监管理论、智慧监管理论和穿透式监管理论作为目前金融法律监管领域先进的监管理论,同样可以在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在贯彻上述监管理论的同时,还要遵守监管一致性、共同监管、技术中立与监管创新以及风险和监管相匹配原则,与金融监管理论共同作用于区块链金融。就目前而言,在区块链的发展过程中,法律往往体现出滞后性,这导致区块链给金融领域带去便捷的同时也带去了众多风险。首先,区块链作为技术集合体在金融市场的应用必然会出现包括系统公开风险、系统攻击风险和系统使用风险在内的技术衍生风险;其次,区块链的应用建构了全新金融生态体系,导致市场垄断、消费者权益受损以及洗钱诈骗等市场监管风险的出现;最后,区块链的应用会出现法律规定模糊或缺失,智能合约属性不明等法律适用风险。基于此,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探索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且不论国家大小都拥有着令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成就。就监管制度而言,我国监管制度位阶低且制度缺失,而美国、日本、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等国不仅法律制度位阶高而且法律监管制度完善,所以我国应当完善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制度;就监管主体而言,我国社会中间层等主体监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且分业监管下的监管真空等缺陷仍然存在,而爱沙尼亚的单一监管和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有效避免了多头监管和监管真空,同时英国、美国和印度自律监管的有效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监管真空,所以我国应当加强各主体在区块链金融领域的监管;就监管手段而言,我国监管手段单一,技术监管手段仍在试点阶段,而韩国的超级节点监管、欧盟的地下市场交易工具监管、列支敦士登的代币容器模型和新加坡的监管沙盒已经或正在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所以我国应当加快技术和法律共同监管的区块链金融监管进路;就监管效果而言,在我国禁止性监管政策下,金融创新受到抑制,部分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受到法律保护,而泰国、美国、瑞士和新加坡积极拥抱区块链虚拟货币等领域,金融创新能力和金融活力都得以加强,因此我国应当转变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思路。明晰我国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的问题及启示后,为有效防范区块链金融风险,就我国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的具体措施,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完善区块链金融立法,特别是区块链基础规范、虚拟货币和ICO等领域;二是贯彻区块链金融法律适用中的功能主义解释方式;三是加强区块链金融行业协会以及区块链金融平台的自律监管;四是运用监管沙盒进行实验性监管;五是加强区块链金融法律监管的全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