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道路的分布与发展受地理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及时代特征。西北地区地貌多样,地理条件差异悬殊,由此造成了水陆交通形态的天然区别。同时,随着民族矛盾的变化,清朝北部的防御重点从漠北蒙古逐渐转移到新疆地区,西北地区成为战争的多发地,从而使水陆交通呈现出明显的军事性特征。本文紧紧围绕道路的水陆形态与官民属性两条线索,从道路修建、道路分布、运输工具及道路里程等方面入手,对清代西北地区的水陆运输交通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道路修建是交通运行的前提,由于官道与民间道路的属性差异,清代西北地区道路的投资与维护表现出极大的不同。总体而言,官方道路以官修为主,而民间道路则主要藉助民力修筑。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官方道路的维修也逐渐呈现出民修化的趋势,“官修—民修”体制成为清代西北地区交通维护的重要内容。此外,在道路的维护主体与维护特点方面,清代西北地区体现出维护主体的多样性、桥梁建设的周期性、陆路维护的优先性以及道路修建的军事性等特征。可以说,清廷对于西北地区道路交通的投资特点,最终导致西北地区官道与民间道路尤其是水路的交通状况相差悬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北地区交通的落后局面。作为交通运输的载体,道路的分布一直是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西北地区深居内陆,常年干旱的气候不利于河流的通航,陆路交通成为西北地区内部沟通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西北地区战事频仍的背景下,清廷在该地区建立起完备的道路体系,各种道路的形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政治型道路与政区分等关系密切,军事型道路追求路径便捷,而商业型道路则更加注重成本。尽管西北地区的水路无法与东南地区相比,但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河流也可通航。西北地区的水路一方面受限于河道、季节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一直处于原始的天然状态;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航运秩序无法得到保障。在地理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清代西北地区的道路格局呈现出陆强水弱的差异性和内密外疏的不平衡性特征。作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媒介,交通工具也是交通地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交通工具的发展完善,既受到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水陆两种道路载体的差别造就了船、车等不同形态的交通工具,两种道路载体又在影响交通工具选择的因素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西北地区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使各种交通工具展现出丰富的地域特色。此外,受官民主体和民族差异的影响,交通工具的选择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清代西北地区交通工具的选择与环境呈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受限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工具的运输能力极为落后,仍停留在传统运输时代。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式交通工具的传入,中国交通的现代化进程得以推进。然而受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制约,深居内陆的西北地区却并未有多大改观。道路里程是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交通路线共同组成了历史交通地理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清廷在文报传递与物资递运的过程中,确定了“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的原则,道路里程的功用得以凸显。通过对道路里程的细部考察,可以发现里程记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官民差异及民族差异,当清末传教士以西方里制考量中国传统道路里程时,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的产生主要有“按时计里”与“以绳测距”两种方式,中国被纳入世纪体系之后,原有的计里方式已经无法与世界接轨,被迫接受世界公制成为其无奈之举。清代西北地区的道路网络、交通工具及道路里程为交通运输提供了基础,以驿铺台塘为主的官道在文报传递、人员流动及物资转输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推动了清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而以水路为主的民间道路则在商品的流通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西北地区的道路交通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色彩,西北地区的陆路建设主要为军事所需,因而道路在官方利用过程中得以尽显其能。另一方面,由于水路在交通运输中的重要地位,开埠通商以后,随着港口与腹地之间商品流通的日益繁盛,西北地区的黄河、汉江以及嘉陵江等水路的运输得到充分的利用。在这一背景下,西北地区的官民交通运输格局逐渐呈现出背离的趋势,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近代,成为近代西北地区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清代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格局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展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内容,为交通运输地理研究的深入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可以成为清代西北地区经济、政治及军事各方面的切入点,从而为清代西北地区的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