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背景下,传统民俗的延续与发展始终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文章根据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范式、方法、地域分布所呈现出的总体特征,选择山西河东地区尉村民俗体育“跑鼓车”为具体个案,进行了历时三年,累计田野在场时间四个月以上的田野考察,对尉村“跑鼓车”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民族志描绘。文章分别从共时性的文化解释与历时性的文化变迁两个方面着手,共同围绕本研究的重点问题,“民俗体育保护的核心是什么?”,展开论述,所得具体观点如下:一、通过对尉村“跑鼓车”习俗本身的文化结构、形态、特征、流程、运行机制等研究发现,“跑鼓车”习俗是具有典型性意义的本土体育个案;中国历史上确乎自为的发展出可与西方竞技体育媲美的体育文化,中国本土体育的生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文化土壤与运行规律。尉村“跑鼓车”习俗内部蕴含着极强的身体对抗竞技结构回答了“民俗体育如何可能”的本体论问题。二、尉村“跑鼓车”习俗既具有中国民俗体育的一般特征,依附于传统民俗禳灾祈福信仰,同时又具有中国民俗体育中难得一见的身体竞技性特征。“禳灾祈福”生成的原因是中国农业社会生计模式下共同形成的一种集体有意识信仰建构;而身体竞技性特征生成的原因则来自尉村特殊的生活实践模式,系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建构,其中,地缘关系、拟血缘关系、宗亲关系及村落独特的历史效应是决定尉村生活实践中竞争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尉村生活实践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又决定了“跑鼓车”习俗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三、明清以来,尉村“跑鼓车”文化变迁在不同的时代特征下各具特色,体现了民俗文化自身具有强韧的文化调适功能。然而,21世纪以来工业经济过热发展对习俗的延续传承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田野数据显示,尉村“跑鼓车”习俗幸运的躲过了苦难深重的战乱动荡年代,成功的调适于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但在2000年以来的地方煤炭经济急速升温下悄然中断。影响民众生计方式的经济要素应是当地民俗延续中更为隐匿、更为彻底的扰动因素。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颁布是激活“跑鼓车”习俗延续、发展的一剂良药,但政策要素的介入为习俗系统内外带来了新的问题。尉村“跑鼓车”申遗,内部矛盾的出现与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当下经济、文化、权力、信仰等多方利益的共同追逐有着紧密的联系。尉村“跑鼓车”习俗的保护面临着政策要素禀赋的持续性与有效性的考验,同时,更是对文化持有者信仰坚定与否的一种考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谛不再乎于’非物’,也不在乎于’有物’,而在乎于“有”、“无”之间的人的生活态度。阐释学大师保罗·利科有一个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颇具启发性的观点:“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田野个案的研究不仅在于能为研究本身带来一些真实可靠、客观务实的见解,更多的还可以为我们“自身”带来反思,不论学科自身观念还是国家相关政策等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这一“通过他者来理解自我”的方法论思想始终为本研究所坚持。尉村“跑鼓车”为国家民俗体育的保护带来深刻反思,检视“共时”与“历时”研究所得出的各部分论点,它们经纬交织的表明:民俗体育“跑鼓车”保护的核心对象是带有民俗信仰的身体竞技活动;民俗体育保护的核心手段是保持社会民众相对稳定延绵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