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经济犯罪呈现出多种犯罪手段交织、多种危害后果结合的复合形态,及时且有效的立法对于保障经济自由、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为了打击经济犯罪行为,我国逐步确立了重刑打击经济犯罪的刑罚模式,但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法网并不利于市场经济自由而稳定的发展,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阻碍,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便是要构建“严而不厉”的经济犯罪结构,主要面临以下两个争议:第一,某些经济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这涉及“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以及行刑衔接的多元立法问题;第二,是否应当开展经济犯罪刑罚轻刑化改革,这涉及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问题。要解决我国现行经济犯罪立法存在的争议和问题,首先便是应当通过总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犯罪立法的状况以及经济犯罪立法缺陷造成的司法适用不当的情况,对经济犯罪立法作出反思:一方面,我国经济犯罪在刑事立法体例一元化的影响下存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的失衡以及罪刑关系不均衡两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的结果本位立场忽视对犯罪的事先预防,传统的罪责自负原则导致刑法规则范围过窄,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缺乏及时性和稳定性,致使传统刑法立法观不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其次,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德国、美国两个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研究,并且从中寻找立法观念、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的启示。在对我国立法进程和现状的分析反思和对域外经济犯罪立法的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有限的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观,并将其与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观、消极主义刑法立法观相区分。最后,我国经济犯罪立法应当以有限的积极主义刑法立法观为指导,在夯实经济犯罪立法的实证基础之上,坚持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能动立法、强调最后手段的理性立法、注重行刑衔接的多元立法,科学确定经济犯罪立法的基本原则,合理确定经济违法行为的入罪范围,并开展经济犯罪刑罚轻刑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