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国际比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长期关注的经典问题。Featherman、Jones 和 Hauser(1975)曾提出著名的“FJH假设”: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尽管不同国家在关联强度上存在差异,但流动模式却呈现出很强的相似性。过去的几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及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非常成功地将取得高经济增长速度与保持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相结合,实现“公平分享的迅速增长”模式(世界银行,1993年),然而,中国发展经济的同时社会不平等及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比较突出,增长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受到质疑。中、日、韩、台工业化程度并不相同,但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及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将研究比较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代际社会流动强度及模式:一方面,理论上我们能够将工业化机制导致社会流动差异的检验放置于更可控的条件之下,从而有可能更加严谨科学地评估工业化发展程度对跨国流动差异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社会机会结构特征上探寻中国的特质,进而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本文将遵循社会流动国际比较的传统思路,将代际职业阶层流动率中由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的变化和相对流动机会的变化区分度量。基于东亚社会调查项目(EASS)的跨国数据,本文运用准对称模型(quasisymmetry(QS)model)测算父子两代职业边际分布异质性对代际流动产生的影响,以反映工业化进程中职业变迁的结构流动效应;运用对数乘积层效应模型(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和核心模型(Core Model)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测算代际职业流动中相对流动的强度及模式。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中、日、韩、台代际职业关联状况,探讨四个国家或地区结构流动和相对流动的异同。具体包括两方面研究内容:①检验“FJH假设”在东亚的适用性,以进一步突出中、日、韩、台四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继承性和跨阶层的社会流动特征,②寻找社会流动中的哪些特征将中国从其它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般模式中区别出来,以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背后的社会流动特征。本文的主要结论:①在职业结构快速转变的同时,工人阶层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专业技术阶层、职员阶层等分布比例仍不及其它三个国家或地区。②从结构流动变化的国际比较来看,农民阶层劳动力的显著减少是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共性,但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工人阶层流动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在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和韩国,工人阶层为流入阶层,而在日本和台湾工人阶层也和农民阶层一样属于流出阶层。③从核心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东亚四个国家或地区具有跨国流动比较中普遍的社会流动模式——继承关系模式和短距离流动模式,支持了“FJH假设”的部分结果,同时发现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进程引起的社会阶层相对地位、相对机会的再分配过程中,体力劳动阶层和非体力劳动阶层都出现了新的封闭性。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将中、日、韩、台四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开展社会流动国际比较的研究,可以将工业化机制导致社会流动差异的检验放置于更可控的条件之下;第二,本文根据EASS职业编码调整了国际代际社会流动比较研究中采用的EGP(Erikson&Goldthorpe,1992a)7分类职业阶层框架,以更好地适应东亚社会结构比较分析;第三,以准对称模型、对数乘积层效应模型、核心模型作为基本分析工具,重点将代际职业阶层流动率中由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的变化和相对流动机会的变化区分度量,探讨四个国家或地区结构流动和相对流动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