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余年的经济增长中,城市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城市化是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对于城市的产业而言,也促进了产业集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概括来说,城市化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在劳动力和土地的角度纠正资源错配的过程。从1982年到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上升了216%,于此同时,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上升了456%。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已经居住在城镇中。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和加速,一些有关的问题也应运而生：1,由于数据的缺失,现有文献对城市化的详细进程并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方面,对于中国的农村还有多少剩余人口可供转移,现有的数据可能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如何理解这些统计数据上的差异?中国城市化到底进行到了什么地步,将来又会如何发展?2,城市化与农民工的市民化并未同步发生,在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全国人口数量的一半时,拥有非农户口的人口数量仅占总人口的29.1%。这说明每三个事实上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中,就有一人并不拥有城镇户籍。户籍身份与实际居住地点的不匹配造成了城镇的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3,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也意味着农村的土地被重新划分为城镇,成为城市建设用地,使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各占据了怎样的地位?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与人口城市化不同,土地城市化有时并非是经济的自发行为,而是国家的建设用地分配和地方政府的供地行为带来的,这样的土地分配是否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4,人口和土地的转移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这两种要素的再配置是相辅相成的——城镇用地的增加,将会带来新的人口流入；当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使城镇土地效率进一步提高时,新的土地转移又会发生,使城镇和农业用地的边际产出比例始终保持稳定。这个过程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让这两种要素的转移协调推进?在以上问题的背景下,我们不难归纳出两条关于城市化的线索：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向城镇迁移,也同时意味着土地向城镇配置。这两种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城市化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经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本文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两条线索入手,研究了中国城市化的详细进程与未来状况,并分析了人口和土地要素再配置分别带来的效率改善。将土地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研究了两种要素配置会如何相互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是组成中国城市化的最重要两方面。在2000至2010年的中国城市化中,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各占一半。即每年约有900万人通过人口迁移迁至城市,同时也有一样多的人口由于土地城乡分类的变化而就地成为城镇人口。2,通过过去10年的人口城市化速度,本文计算了分年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率,并预测了未来的人口城市化的变动。在当前城市化的速度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在2020年上升至60%,2032年的70%与2049年的80%。即使城市化速度仅为当前一半,2052年的城市化率也将超过70%。3,本文研究了2010年的城乡迁移人口存量,发现约40%左右的青年城镇人口已经由城乡迁移人口组成。相应地,原本在农村居住的青年人口,也有超过30%的比例已经向城镇迁移。如果考虑一个乡村人口的分年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年龄下降,乡村人口务农的比例迅速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非农比例与迁出比例显著提高。就城乡迁移人口的教育结构与收入结构来说,过去10年中,随着城乡迁移人口总量的增加,高教育的城乡迁移人口数量上涨了30余倍,同时低教育人口几乎没有增加。这可能与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高教育人口总量上升有关。与之伴随而来的是高教育迁移人口的工资滞胀,与低教育迁移人口工资的快速上升。4,本文发现,在过去20年中,城市建设用地的配置,即土地城市化的进程总体呈现出了配置到最高效率的城市的模式,但该模式仅在2006年之前存在。在2006年至2010年,大量城市建设用地被配置到了生产效率较低的地区。同样的现象可以在工业用地的配置上被观察到,尽管没有那么显著,但我们仍然能发现工业用地在近5年中被相对更多地配置到了中西部省份,而不是产出效率更高的东南部省份。5,本文研究了人口城市化带来的要素配置效应。使用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差数据,对工资残差中的工资扭曲程度进行了度量,并对工资扭曲造成的宏观含义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向北上广等大城市进行迁移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价格扭曲整体下降,产出效率整体上升的过程。同时,人口向城镇地区的再配置还能够降低城镇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支持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健康运行。在2010年至2100年,城镇化带来的年轻人口对养老保险系统的支持相当于真实缴纳率提高30%。在与生育率提高和退休年龄推迟等政策相结合之后,城市化下的城镇养老保险系统将得到更加健康的运行。6,本文发现,土地要素再配置的最大意义则是总产出的提高。通过全国395个县级市的计算,我们发现非农土地的产出弹性要高于农业土地。进一步地,在考虑了所在县市的区位之后,我们发现非农土地的产出弹性将会随着区位的变化而变化,在东部接近1,而在西部接近O。于此同时,农业土地的产出弹性并不会随区位发生变化。这提示我们在各个区位充分利用该地的土地比较优势。在计算了土地的最优配置之后,我们发现即使保持当前总耕地面积不变,各省土地总和也不变,通过跨省的土地再配置,2008年的GDP将能够从28.5万亿上升至30.1万亿。7,本文研究了迁移人口质量、存量与土地的关系。在土地和人口的配置质量上,与以往文献的估计不同,本文发现农村的土地对农村人口的教育将产生替代效应,而僵化的土地流转体系可能会导致迁移人口人力资本的低效供给。土地的配置与人口再配置的数量关系由拉力和推力两部分组成。在拉力上,由于地级市市辖区的人口吸纳能力高于县级市,且东部地级市的吸纳能力高于中西部地级市,我们发现将土地向东部大城市配置也将提高人口吸纳能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推力上,我们发现农村内部的土地错配则将对农村劳动力产生浪费。当农村内部的土地错配消除后,中国将能够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释放12%的农村劳动力。